不久前去訪問了台北科技大學工學院鄭正元院長，聽他從「上層結構性」的角度剖析了台灣在創業教育、產學接軌及核能政策等三大議題，相當發人深省，在此來做一些整理分享。
創業教育需打破學分制度
在創業教育方面，已有很多學校在做了，但是，最根本的問題如果不解決，鄭院長認為只是在做虛功。那最根本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該打破以系所為中心、以修學分或寫論文來論定表現的刻板作法。
「即使設立了創新創業學程，但當修完本科系的學分仍是台灣學生的本份時，能有多少心力去修其他學程的課？」
另一個角度是，台灣大專院校的教育理念是針對不特定對象，對於未來不特定職場以及所需要的不特定技能去教學。創業卻是另一回事，創業者往往有自己的特定創業意圖，因此一套好的創業教育應依照他的創業目標去培植特定的專業技能，而不用去學全一門學問。
「在美國，尤其是矽谷，只要你有好的想法，趕緊去實現吧，沒有人會在乎你有沒有完成學業。」
這是另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台灣對「學位」這件事還是看的太重，但學得太多、學校待得太久，其實很容易抹殺掉創業的熱情與精神。那怎麼辦呢？鄭院長建議，既然家長及社會重視文憑，就來設個以創業為導向的學校或院所，進來的學生不用依照科系來選修學分，而是由學生提出創業計畫，再依此決定學生該學什麼，最後則以「創業績效」來決定能否畢業。
「如果一個學生有能力成立一間穩定獲利幾百、幾千萬的公司，或是對社會很有幫助的社會企業，那這名學生還不能畢業嗎？」
事實上，在美國、歐洲、俄國都有這樣的創業學校出現，關鍵在於教育制度能否允許，甚至大力促成。台灣教育部，有這樣的遠見和魄力嗎？
- 產學接軌關鍵在「彈性」
「台灣那麼多人在唸書，而且唸了那麼多書，就算不去創業，也不該沒辦法進產業工作吧？」
可是，事情就是這麼弔詭，許多業者都感歎找不到適合的人才，或是無法將學校的研究用到產業上，協助產業升級競爭力。台灣在產學接軌上，顯然也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造成產學無法緊密接軌的理由可能有很多，但究其根本，恐怕仍然要指向教育部的政策上，特別是其被稱做「五年五百億」的「邁自頂尖大學計畫」。在這個龍頭計畫下，大家為了搶經費，自然得奮力去爭世界一流大學排名，因而落入比「論文數」的輪迴裏，而是老師、學生、學校都進入這個「共業」當中。
就筆者所認識社群圈裏，就有一些很活躍的助理教授，喜歡帶學生做貼近產業的實務研究，學生畢業後都很容易找到工作，但這些助理教授就很掙扎，因為做這些研究對「升等」沒有什麼幫助，其中一位說過：「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可能要出去找工作了。」
這種情況，鄭院長很了解，但卻無能為力去改變。他說，所謂的世界頂尖大學，如哈佛、劍橋等，往往有深厚的歷史，以及眾多的學生，對於一些最先進的基礎研究更有長遠的投入。
「以台灣的條件去爭排名，那是拿最弱項去與別人的最強項競爭，」即使排名前進了，爭到了面子，卻對台灣競爭力沒有太大幫助。
那我們的強項在那？鄭院長明確地指出，就是「彈性」這兩個字，而這個彈性，正是台灣產業所表現出來的活力與競爭力，「教育單位身為台灣經濟結構的一環，難道不該做出一些貢獻嗎？」
怎麼做呢？還是回歸到教育部提出的最高指導原則，能否真正落實產學接軌。鄭院長提出一個方案，就是未來的一些研究補助計畫，能夠要求產業與政府共同出資補助，有了產業界的加入，才會將研究拉回現實面，而且也有助於訓練人才，並提升學生的就業條件與機會。
- 核四該不該建呢？
最後，筆者再問一個敏感問題：「您覺得核四該不該建呢？」
鄭院長沒有直接回答，但他說了一個國際間的現實狀況：「發展核能的國家，往往都有發展核武。」
再往深一層看，為何需要核武？基本是為了與敵對國形成一種恐怖平衡關係，也就是對方若丟一顆核彈過來，自己也有能力丟一顆過去，這樣雙方就會冷靜地想一想，核武攻擊的損失能否承受。
「換過是台灣，若敵人丟一顆過來，基本上我們已受不了，發展核武有意義嗎？」在這個前提下的延伸答案，就很明顯了：「我們有需要開發核能嗎？」
（註：至於替代能源方案，也聊了一些，將另為文探討）
- 後記
訪問鄭院長是件令人愉快且具啟發性的事，在他的位子上，仍能暢所直言，確實可見其風骨（當然，上述文字有些敏感度，文責由筆者自負）。
由於許多問題都源於最上層的政治結構性需修正，因此筆者又坦白問一句：「請您入閣，您願意嗎？」
他搖搖頭說：「台灣的內閣是退休俱樂部。」言下之意是，那兒不是做事的地方。問題出在台灣的文官人才養成太久，入了閣時往往年紀已大，為了保住優退的條件，他們不能犯錯，因為只要失敗一次就可能失去所有，因此在政府圈流傳著一句話：「平安就是大發財。」
哎，又來一個結構性問題，但看見問題總比看不見好。大家一起來想想，該怎麼集眾人之力，促成「上層結構」的正向改變吧！
（轉載自合作媒體《創新曼波》）
Source: techorang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