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矽成章：鄭志凱專欄】我們有一間跟不上市場變化的工廠，它叫做台灣的大學

如果有一家工廠，一共有 60 條不同的產品線，少數長銷，多數波動較大，甚至有些逐漸沒落。市場預測本來已經十分困難，生產計劃 5 年前就必須排定，生產週期又長達 4 年之久，這家工廠如何能夠應付市場的急速變化？

如果這 60 條生產線上的產能幾乎無法調整，熱門的產品線很難擴充產能、冷門的也無法裁減，各產品線的工人既難以重新訓練，調配到其他產品線，又擁有常年合約保障無法資遣，這家工廠如何能永續營運？

如果這家工廠進一步採取民主制，廠長由工人選出，實施工人治廠的制度，這家工廠如何能夠有效推動改革？

如果市場上游的重要原料來源日漸減少，所有工廠都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家家都有上述動彈不得的苦處，更有甚者，一種嶄新的生產方法正在醞釀之中，風雨作勢欲來，這樣的產業如何自我調整，迎接未來？

還好，現實世界裡這樣的工廠並不存在。

不過，以上的素描是否很接近台灣大學教育現況的寫照？

大學的重要性不必花太多時間論述。雖然美國有兩位科技界金童，微軟的比爾蓋茲和臉書的祖科伯都從哈佛大學中輟，21 世紀矽谷天使投資教父 Peter Thiel 甚至於提供一人 10 萬美元的獎金，鼓勵大學生休學兩年，追求創業的夢想，但他們都不否定大學的功能。只是，從機會成本的角度主張：如果一位大學生有一個偉大的創意，能夠改變世界，為什麼要再等兩年，非拿到大學文憑不可？

大學與中小學教育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是現代人漫長的教育過程中最後一個階段，大學畢業的那一天，便必須離開相對封閉、備受保護的校園，進入沒有圍牆的茫茫人海。因此大學雖然不是工廠，但從人才供需的觀點，大學無可迴避的責任之一，便是一面為社會提供所需的人才，一面為學生提供進入社會的充分準備。

高教超容問題比資訊業更嚴峻

台灣高等教育面臨最嚴峻的問題是人口急速降低，1995 年台灣新生人口（今年正好到達大學入學年齡）為 33 萬人，2000 年（2018 年入學）30 萬人，2005 年（2023 年入學）大幅降到 20 萬，2010 年（2028 年入學）繼續跌落為 17 萬人。換句話說，即使目前大學滿載（其實入學錄取率已經超過 100%），15 年後仍將超容 50%。

假使教育是一個企業，台灣 164 所大學就像這家企業擁有的 164 家工廠，50% 的產能閒置的嚴重性實在難以想像，比當前資訊產業的處境更為艱困，如果現在還不趕緊採取行動，15 年後只有面臨破產的命運。

從表面上看，超容的問題可以透過關閉後半段的私校，招收大陸和外籍學生，甚至於 12 年國教等各種方式緩和。但關校牽涉到招生素質的常態曲線分佈，台成清交若不適度縮編，各校的學生平均素質必然下降。以陸生或外籍學生填補學校產能，其實等於目前資訊業的 OEM 代工模式，如果沒有妥善的移民政策相應搭配，不過是為人作嫁，有違高等教育為社會培育人才的任務。

至於如何為社會培育人才，也是一個沒有簡單答案的問題。如果過度強調為某一產業或企業量身打造，雖然大學生畢業後可以即時就業，但難免犧牲未來發展的潛力。如果全然重視厚積薄發，畢業生難免跟瞬息萬變的現實狀況有所隔閡。這樣的兩難是全世界高等教育面臨的共同問題，只不過越優秀的大學，越能設計出各種創新的制度，與企業緊密，通才與專業齊頭並進。

學而優何妨為商？大學跟企業接軌，並非降低格局

可惜在台灣，高等教育和企業的距離似乎十分遙遠。國家以爭取世界大學排名為政策目標，各大名校也以此為自我期許，大學教授以發表論文爭取 SCI 積分為 KPI，至於如何跟企業需求接軌，似乎是等而下之的問題。

也許因為傳統士農工商的排序仍然隱約作怪，能夠在台灣一流大學任教的教授多是當年在學校排名前 5% 的優秀學生，從小睥睨同儕，養成好學生的優越感，加上常年棲身士林，孤高不群也是常態，與企業界有縫便鑽、摸著石子過河的操作實務本來格格不入。雙方心態上存在不少相互猜忌和不以為然，真正遇到需要合作時，制度設計更以防弊（確實也曾發生不少弊端）為出發點，自然雙方越行越遠。

三個月前，我曾經在《從馬太效應思考台灣的科技發展》這篇文章中指出，台灣難以期望在前沿科技領域中有所斬獲，不如將有限科技資源投入應用，與產業界的需要緊密結合。國科會在 2012 年底大力推動的產學大聯盟、小聯盟，正是這樣一個鼓勵產學合作的計劃，這個創新、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其效果令人期待。

從需求，構建高教及產學關係

但若提高視角的高度，針對台灣高教界 15 年後將面臨 50% 超容的困境，產業界普遍創新能量不足的現況，以及學術界關在象牙塔中寫論文的現象，政府和民間公私兩部門可能需要由點而線而面，全方位思考如何一面為台灣的高等教育謀求出路，一面為產業升級。

1. 目前學術單位研究專案多由技術供給面產生（supply-side generated），教授從文獻資料或研討會獲得靈感，然後提出計劃，申請經費招兵買馬，但對全球競爭趨勢並不熟悉，也未能與台灣本地業界現狀連結。

應該設計制度，鼓勵需求面產生（demand-side generated）的研發專案，例如學校和企業聯合提出的專案在國科會可以獲得優先考慮，甚至於仿照英國或紐澳採用的研發兌換券（R&D vouchers）辦法，由企業提出研發需要，政府批准後，交由有相關技術的學校進行開發。

2. 因超容而過剩的教授很可能是產業界迫切需要的高級技術人才。其實企業界薪資遠比學界優渥，只是教授生涯安全穩定，學而優雖可以為仕，從商則被視為斯文掃地。

因此應以政策宣導利誘，用協助轉業的概念，採用各種獎勵制度鼓勵教授進入企業服務，甚至制定旋轉門政策，推動產學人才交流。當交流活絡起來，社會對學與商的價值落差自然會逐漸改變。

3. 最大的人才資源還是在學生。產業界不妨用參與代替批評，與其抱怨大學教育不能勝任職場需要，不如實際參與設計課程，影響學生的學習方向。

大公司可以各自推薦核心學程，修習完成的學生有被優先錄用的機會；大學亦可與企業聯合，推出建教合作計劃，將公司實習列入可以取得學分的正式課程。例如美國 Drexel University 以此聞名，百年來成效可觀，1/3 參加實習的學生畢業後立即被公司聘用。至於提供大量暑期實習的機會，更是美國許多大公司的慣例，因為這不僅是招聘人才的最佳途徑，也同時得以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