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無法證明氣候異常，但不代表人們能拿地球來賭一把

今天，我們已經毫無選擇餘地，我的意思是：我們只能相信科技。

不是嗎？今天的科技已經進入魔術般的境地。難怪那麼多人寄望我們明天的科技能夠解決今天人類的問題。事實上，很大程度，我們真的不得不將寄望放在明天的科技，因為今天人類發現自己所能控制的實在非常有限，若然用線性推導的話，甚至有不少人認為世界末日將至。

冰川溶解、海水溫度上升，究竟是雜訊還是警訊？

這不無原因。過度捕殺、冰川溶解、輻射洩漏、垃圾堆滿、金融體系崩壞、貧富懸殊的擴大等等，加上媒體不斷的重覆炒作，令我們每天都在接收大量非常負面的資訊。問題是，我們不知道那些到底是噪音還是訊號？

把噪音誤作訊號的代價就是我們所有的担心都是杞人憂天，大量浪費了我們本不用花費的時間或金錢，搞什麼京都議定書、環保規定之類的東西。大家都知道，那不是一個小數目，那是一個天文數字級的成本，萬一誤判了，誰來承擔這個後果。但誤將訊號當作噪音卻不是同等的成本，而是整個人類群族的滅亡。而且這個拯救行動每遲一秒，它能扳回的難度卻是非線性的上升。若問題真是那麼大，早十年便該行動，拖著一天只會令問題更糟。

縱使對未來感到擔憂，市場派、環保派一致將寄望放在科技，相信它能解決問題

由此可見，這是一個左右為難的問題。但無論你是哪一派（市場派還是環保派），我們都不約而同將寄望放在科技。

市場派認為，不斷鼓勵創新，只要給與吸引的條件讓人們追逐創新，有競爭才有進步，人類便可以將一個又一個問題解決，市場的無形之手也會自動的撥亂返正。相信市場，而不是干預市場運作，我們便可以人類文明的不斷自我完善及自我提升。說到底，這是一場「自組織 (self-organizing)」的複雜遊戲 (a game of complexity)。

但環保派會說所謂的「自組織」也可以組織出災難。今天的恐怖活動，很大程度是按照自組織原則來運作（因為他們才不能負擔一個高度集中的中央結構！），有很多組織企業都是在自組織的條件下滅亡的。很多人都會認為金融體系是一個監管機構越來越難控制的系統，它的活動量非常高、非常頻密，是高頻交易的自組織活動，但它卻一次又一次的崩盤，而且衝擊是越來越大。但這一路市場派人馬仍然堅信科技可以重塑人類的生活，改變我們的命運。

環保派則認為，我們的社會問題、環境問題已經到達不能回頭的臨界點，所以我們更需要科技。不斷四處宣講人類氣候問題的美國前副總統 Al Gore 曾在他的著作《我們的選擇》(Our Choice) 中說到，我們現今的科技水平理應可以挽救兩次的全球暖化問題。這當然是一個大好的訊息，但戈爾跟著說，我們現在的政治角力正不斷延遲我們對地球生態施虊。而每遲一天，我們就得需要有更有威力的技術突破，和更激進的生活習慣改變，才有機會板回地球的生態平衡。環保派同時也認為，我們其實已經拖延了三十年。早在三十年前，他們其實是有機會更早採取行動。

1980 年的地球負荷賭局：環保派大輸，市場機制真的發揮作用了……

1980 年有一場賭局是這樣發生的。1970 年史丹福大學的生物學教授 Paul Ehrlich，也是《The Population Bomb》的作者，單聽書名就會知道作者是馬庫斯「人口爆炸論」的取信者。他在一個電視節目上指出人口的增長已經超過了極限，大饑荒是必然之果。

但有一位不知名的經濟學家 Julian Simon 提出相反的觀點，他提出一個今天中國大陸很中聽的觀點：越多人口，代表著越多創意，提供更新的科技和更好的解決方案。Simon 在一份學報《Social Science Quarterly》公開挑戰 Ehrlich，內容是五種金屬的市場價格在十年後不會上升，而是下跌。

這場賭局的意義在哪？它的意義是，如果 Ehrlich 的結論是對的，即現時人口已經過盛，地球資源已不能負苛這種資源的開發，一方面五種金屬的價格必然是會上升；同時，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促使政府早日採取干預行動，定下人口政策或資源規限的政策。若然 Simon 勝出，則是又一個鐵證：只要市場能發揮它的作用，人口的增加同樣會是創意增加的來源，更有效的解決之道應可從中產生；更不需要的是每每都擺出末日將至的憂患姿態。

結果怎樣呢？1990 年 10 月的五種貴金屬價格全線下跌，平均下跌了百分之五十，雖然當時的人口已經由 45 億增加至 53 億。Simon 以一面倒的姿態「狂勝」。Simon 的勝出證明了環保派人士就如豬一樣笨，同時增加了保守派的籌碼，也抒緩了不少對未來過於悲觀的情緒。

但是否就憑五種貴金屬在期貨市場的價格，在十年間的升跌，就能下一個結論說「不用擔心，未來是無限好」呢？我只能說這個結果是極具爭議性。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結果確實令環保運動得不到及時得到當時保守的政府更多的認同。

實證科學遲遲無法證實地球面對環境問題，但難道世人能夠在未獲證實的這段期間肆無忌憚？

到底哪一方才是對呢？畢竟那場賭局都是在廿年前發生的較勁。今天又會否更明朗一點呢？答案是：令人同樣的混淆。

由於 Simon 的結論是極具爭議性，導致一位年青的環保派統計學家教授 Bjorn Lomborg 指派了他的學生翻查各種社會及天然資源的數據，以證明 Simon 只不過是一名右翼政客的棋子。但結果令他們驚訝，發現幾乎在所有他們想要找 Simon 錯處的翻查中，都是變好而非變差。他在 2001 年出版的《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s》中指出我們其實有更多的閒餘時間、過著更安全的生活、遇到更少的意外、更好的教育、更高的收入、更多食物和更健康長壽。最後，這位原先擁護環保派的統計學教授 Lomborg 認為，Simon 的證據更有力，因此倒轉槍頭將矛頭反指環保派。Simon 過世後，Lomborg 成為新一代的 Julian Simon。

這場辯論仍在繼續中，Lomborg 與 Simon 都不是泛泛之輩，他們都有實證的數據。他們對於我們無的放矢地大肆恐嚇很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這個議題已經由一種客觀科學變成一種意識形態，以至是「政治正確」的非理性捍衛戰。因此，他們要出來撥亂反正，以正視聽。

這一場看似為科學而戰的仗是沒有可能有贏家的。Bjorn Lomborg 及 Julian Simon 等科學家，好像很想要將整個議題用實證數據來說明我們的處境沒有想像中那麼差；但若然我們想深一層，這其實是沒有意思的。因為作為一個「情景」來說，《成長的極限》這本書中所提出的情景確實是有可能發生的。

沒錯，那可能只是一只近乎沒法出現的黑天鵝 (black swan) 現象，但它仍然是有一個機率存在。《黑天鵝效應》的作者、機率理論專家 Nassim Nicholas Taleb 在其新著《反脆弱》中提出為何我們的內臟會有兩個同樣的器官，因為它們令我們的生命有更多的「緩衝」，有強韌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我們工業生產模式正在削弱我們的緩衝，當有「黑天鵝事件」出現時，我們已經沒有貨了。

但哪怕我們用上這個「黑天鵝」作為一道防線，也很可能是走錯討論方向。因為在巨量資訊的年代，我們沒有因此而變得更清晰，我們仍然是迷茫，我們仍然是沒有比三十年前更清楚地看到未來。我們仍然夾在這個十字路口上。而且，我們當中不少人認為畢竟這是下一代的問題，加上今天那麼多人決定不再生育（尤其是來自污染最大的先發展國家），相對來說為下一代著想，及時行樂的吸引力（與可行性）來得更高。

我們該如何自處呢？在這樣的年代中，真的要做一個決擇的話，你會怎樣做？我們仍相信實證的科學討論真的可以找出真相嗎？我們真的有時間嗎？或我們真的需要用上這個時間嗎？

不過，無論是哪一種結果，我們都要需要魔術般的科技來協助我們的生活。我們不應該反科技，我們需要接科技。但在我等待魔術般的科技作為我們的最後救世者的同時，我也在反思我對所謂「生命的取態」是什麼？我的個人價值觀在哪裡？在物質與消費的面前，我其實更希望怎樣？或，更極端的再想深一層，假若我們真的要面對人類的滅亡，文明的衰落時，我仍願意堅守什麼理念與價值觀呢？

今天，我有選擇的餘地，我會選擇「更高的價值」(higher value) 來指導我的人生，哪怕那種科技會不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