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業廣副校監（香港都會大學（都大）副校監）、黃奕鑑校董會主席（都大校董會主席）、林群聲校長（都大校長）、各位都會大學校董會成員、各位都會大學教職員，各位在現場和網上的嘉賓：
今日非常高興獲邀成為都會大學重新命名後的《都大講堂》首位講者。
好像剛才黃奕鑑主席所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都大的前身---公開大學---是在80年代末設立，在香港回歸那一年、即1997年獲頒大學名銜，在這20多年間發展得非常迅速。大家看看這個何文田校園就知道，三座教學大樓現在都已建成，為學生提供教學的設施。雖然校園的面積比其他大學小，但位置卻非常好；我知道在大灣區肇慶的校園是非常大，希望日後都大的同學可以同時享用兩個校園。
都會大學重新命名的意義非常重大，說明它並不是一間簡單的自資院校，而是一間可以承擔更大任務的高等院校。我在此亦藉着今日這個機會向為都大重新命名付出很多努力的前任校董會主席、現任校董會主席、校長---包括前任校長，我知道黃玉山教授都付出了很多努力---我為此向各位表示敬意，希望你們在重新命名中展示的高瞻遠矚，可以體現在這間大學如何謀劃未來之中。
我在早前，應該是今年年初曾參加過新大樓---賽馬會健康護理學院---的開幕，我亦對都會大學有一些期望：既然有了一座這麼好、全新特設的健康護理學院，應該更加聚焦為香港培養護理人才。雖然現在特區政府沒有計劃成立第三間醫學院，但其實我們十分欠缺其他輔助醫療人才，無論是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以至在化驗室的輔助員都是非常缺乏，所以我在此亦鼓勵都會大學可以向這個方向發展，特區政府一定會全面配合。
我在最近這一個多兩個月都是忙於進行施政報告的公眾諮詢，所以這一類的場合、大大小小也去了40場。容許我再次賣廣告---還有一場公眾諮詢在星期日舉行，市民除了觀看《都大講堂》，也可以出席或者在網上看看我的公眾諮詢，應該是在香港電台直播。
在諮詢過程中，我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這已經是我任內第五份的施政報告，亦是我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往時的施政報告諮詢大多是一張清單，或者英文叫wish list，被諮詢的機構、議員，或是個別人士都是開一張清單給我，最好做這樣、做那樣。這張清單中的項目性質---請恕我坦白地說一句---是比較短視的，即最好是立即可以發生的事。今年的施政報告的諮詢，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就是大家都希望這份施政報告---儘管是此屆政府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能夠為香港勾劃未來。究竟香港的長遠發展會是怎樣？究竟未來給予香港市民的希望和信心是來自哪裏？所以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挑戰，怎樣去做好這一份2021年施政報告。
我認為在這個時候，很多接受諮詢的團體、人士有這種訴求，可能與過去兩年多發生的事情有密切的關係。大家記得在2019年下半年開始，香港的黑暴橫行，大家的人身安全受到很大影響；然後有超過20個月的新冠疫情，大家都受到很多限制。我們特區政府完全明白很多社交距離的限制，如未能夠免檢疫通關，帶來了很多困擾。同時，中央透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多次出手幫助香港解決問題，包括在2019年6月30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並即日在香港頒布實施的《香港國安法》，以及在今年，亦是經過全國人大通過《決定》，然後由常委會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完善了香港的選舉制度，讓香港可以說是由亂轉治，從而很多人希望可以有由治轉興，甚至由興轉盛的大變化，所以就有了這一種盼望，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抓緊這個機會，給予市民這種希望，這個我是完全明白的。
我今日說的議題是城中一個相當熾熱的議題，就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何近日有關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討論會增加？因為十四五規劃其實是在今年3月在全國人大通過的，而我們在8月底邀請了中央相關部委的宣講團來到香港，宣講團來到香港當然會引起很多討論，亦舉辦了數場面對不同群組的座談會和宣講會。其後，在本星期，即9月5日和6日，亦分別推出了兩項很重大的規劃和方案，一是《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另一項是《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或者簡稱前海擴區方案---由今日不到15平方公里，擴大到120平方公里的前海。我們差不多每日都看到有不同政策範疇的宣介會、座談會，往往特區政府的司、局長都會出席，大家與業界商討在這樣的大前提下，既有國家支持，也有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前海方案，香港的未來應該是怎樣呢？在這些宣介會裏，中央官員或透過中聯辦的官員，都會帶出正面的信息，就是中央會有一些支持香港的政策，無論在漁業、創科、會計業和法律服務發展，近日都有一些新政策出台。我們在這個時候真的需要抓緊這些利好香港的政策，令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其實香港與國家的發展從來都是息息相關，香港從來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過去一個半世紀，香港在每個階段的發展都與國家的發展分不開，否則我們也很難由一個小小的漁港，發展為今日一個國際大都會。每一次香港人都能看準契機，在內地發展的同時找到香港的定位。從最早的窗口角色---因為當時內地比較封閉，而香港是一個對外的窗口，我們亦是一個非常蓬勃的轉口港；其後因為有很多資金和人才南下，香港就成為一個製造業中心；到國家改革開放，我們的商人又看準契機進入內地投資興業，慢慢發展成前店後廠，即我們香港作為店鋪；到國家經過了4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的經濟體，它需要香港這個金融中心，協助內地的企業走出去，亦把更多外資引進來。這些一個又一個階段的發展，都說明了香港對於國家的重要性。
近日有人說，因為前海要發展、橫琴也要發展，香港的地位會否被弱化呢？我的答案是一定不會，因為我剛才說過，香港只要抓緊自己的定位，一定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去扮演。不過這個重要角色，我亦很坦白承認，往往是由市場主導、由企業推動、由中央的政策來引導。特區政府無論在回歸前和回歸後，並沒有很進取、活躍去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政策，不過因為香港人的拼搏精神很厲害，香港商人那種企業眼光也很厲害，所以發展成今天我們在內地差不多每一個省市，仍然是最大的外資來源地，亦提供了很多的專業服務。
但這種政府角色需要改變，因為現時經濟全球化，競爭如此劇烈，尤其當內地的經濟起飛，有一些以往需要香港提供的服務或貨物，如今或許不再需要，因為這些服務或貨物可以直接從外國得到，所以在本屆政府開始時，我定了一些政府的新角色---其實我在參選行政長官時已經提出，政府需要有新角色，甚至理財也要有新哲學。政府的新角色，簡而言之，就是將政府的功能擴大。政府以往只做一個服務提供者，無論是在教育、醫療、社會服務或運輸服務的提供者；加上是一個監管者，譬如市場是需要監管，這是責無旁貸，所有有關於行業安全、市場規則或違法行為，都要政府去擔當監管者的角色。我賦予特區政府兩個新角色、兩個新任務，這幾年間，我不能說我們做得很好，但很明顯是趨向兼任這兩個角色，一個是促成者、一個是推廣者。
特區政府開支佔整體經濟一向不到兩成---雖然本屆政府花多了錢，所以現在佔整體經濟27%---它很難完全主導香港的經濟發展或介入市場，但我們做一個facilitator，可以去促成一些我們想看到它在香港發展的事、看到香港更加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所需要的政策、網絡、法律，這是促成者必須有的角色。同時，它也需要有一個推廣者的角色，以前很多官員都有一種心態，就是有麝自然香---做得好用不着說給別人聽，別人知道香港好就會前來---但恐怕這種態度，在今天經濟全球化、競爭非常激烈的情況下，特區政府不能夠落後於形勢，不能等待別人認為好才前來，所以我們要大力推廣香港的優勢。本屆政府其實下了很多工夫，我在黑暴未發生前，即上任頭兩年，外訪的次數是非常多，無論去內地或外地，次數是非常之多，正正就是要做好推廣香港這個大都會、國際金融中心的工作。可惜過去兩年，主要因為疫情關係，現在比較難可以到外地，甚至回內地去推廣香港也有些困難。
同時，我們亦要願意建立更多聯繫，用好《基本法》給我們在「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權和可以自己處理對外事務的能力，包括我們在四年之間簽訂了比過去20年還多的自由貿易協定（free-trade agreement），包括跟東盟十國和澳洲，我們也簽訂了這些free-trade agreement，還有一些促進和保護投資協議。我們亦成立了新的海外辦事處，包括因為要加大香港與東盟的關係，我們有泰國辦事處，而剛剛開始啟動的是迪拜辦事處，在中東迪拜開了一個新的辦事處。透過這些海外的辦事處，建立更強的香港國際網絡，從而令更多人知道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成功繼續保持我們的長期繁榮和穩定。
同樣地，一個促成者的角色亦可以體現在投資。本屆政府由上任到現在，真的大力投資。來自教育界的大家都知道，我在競選期間只承諾了有50億元的教育新資源，即經常性開支；但到現在計算，我們已經投入了130億元經常性開支到教育發展方面。這投入面對人口下跌，它的效用應該更大。以往我們投入資源，是為了要應付各樣的增加。我們投入給醫管局的，也是在四年之間增加了43%，但那是量的增加，因為人口老化，有太多對於醫療服務的需求；福利事業也一樣，人口老化，很多需要社會保障、需要長者安老院舍服務。教育剛剛相反，即使在大學教育沒有增加過一個學位，也是15,000多個學士學位課程的人數，但因為整體的學生人數正在下跌---最近跌得很厲害---在這個情況下，增加130億元的經常性開支就在質的方面有所提升。當然坊間因為在黑暴期間，很多學生違法被捕，對於香港教育有了一些負面看法，但我其實對於香港的教育質素仍然有正面看法，我覺得香港教育的底子都是好的，我們應該繼續提升香港的教育質素，特別是在整個大灣區的人才培育方面的工作。
至今天為止，政府的經常性開支已經高達5,170億元，這個承擔以一向都是小規模政府的香港來說是非常難得，不過亦將會有幾年財政赤字，所以我亦答應了財政司司長，我會收手，接下來一年也不會問他拿太多錢去做我想做的工作。
有了這個背景，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就是國家《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如果沒有這種對於政府新角色的看法，沒有願意去進取、推動、促成或推廣，這些五年計劃---我們不是第一次有份參加，我們有十二五規劃、十三五規劃---其實就是一紙文書，公布後放在這裏，幾年後亦不會有人考核我們做得怎樣，因為畢竟中央是非常尊重「一國兩制」---既然你有自己的制度，我們支持你，將香港的部分寫入國家規劃，你願意做，我們很高興；你不願意做，就是可惜，不像內地省市要不斷考核，究竟做得怎麼樣。我們這次在十四五規劃的工作裏，由一開始就可以形容為比較積極和進取。我們由2019年年初，當時還未受到黑暴困擾，就獲得中央知會，着我們作好準備，五年的規劃工作周期將會開始，請特區政府研究，究竟想有甚麼提議放在這個第14個五年規劃。我們學習了內地的做法，做了相當多調研工作，交了一些很詳細的報告，讓發改委知道香港有這些優勢、強項，我們亦有決心在幾方面，希望能夠大展拳腳，在中央支持下可以做得更好。這種來來回回的工作進行了大約一年半，直至今年初十四五規劃涉及香港部分定稿，然後在3月由人大通過。即使在定稿的過程，我們都積極參與，所以到了十四五規劃文本裏涉及香港部分，用的語言是比較接近香港的語言；既然是一個香港部分，我們就用香港的語言，讓市民知道，這是香港自己想做的事。
現時在涉港部分裏有兩個地方，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第一個當然就是港澳專章，這是特別為香港和澳門寫的部分，自從第12個五年規劃已經存在，十二五、十三五都有港澳專章。這次出現在第61章，如果大家有興趣，回去可以再詳細看看，第61章的題目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第二部分出現在第31章，是有關整個國家需要深入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即粵港澳大灣區。我先談在這港澳專章裏涉及香港的部分；澳門的部分，我今天不在此表述，不過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看看中央對於澳門在各方面的支持。
這個港澳專章裏支持香港的部分，我形容是一個「4+4」的中心。這次十四五規劃是一如既往支持香港繼續鞏固和提升四個傳統有優勢的中心，包括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商貿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亞太區的法律及爭議解決中心。這些都是我們的強項，大家都耳熟能詳；但首次再給我們另外四個中心，亦支持香港可以發展的，一個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一個是國際航空樞紐、一個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第四個是亞太區的知識產權貿易中心。這些以前是未出現過，它們的來源就是我剛才所說，是我們由2019年開始的調研，我們認為在這幾個環節、範疇，我們都有能力。但有能力都要別人相信，所以我可以特別說明，在這四個新中心裏，中央最放心或最願意，一早就說「可以，這個給你」的，就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因為從來中央的科技官員，包括國家科技部、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協，都認為香港在科技的基礎研究，林（群聲）教授一定知道，basic research，基礎研究是特別強。在2017年，我上任不久，當時香港有20多位兩院院士，即中科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聯名簽了一封信給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是告訴他其實我們都是很本事的，我們的基礎研究做得很好，我們都很愛國、可以貢獻國家，李焯芬教授都是這樣說。但在該封信裏其實是請求國家是否可以考慮把國家級一些由中央給予科研的撥款向香港的科學家開放，因為我們是「一國」，在「一國」之內不能夠把我們當外人，是否可以向我們開放。據我所知，習主席是親自審批那封信，亦有一段說話，而這段說話後來我們也把它放在我們推廣香港創新科技發展那本書裏。習主席都是認為香港的科學家是愛國愛港，亦有在基礎研究中的相對優勢；但這個相對優勢如果不繼續發展的話就會失去，因為這並不是絕對的優勢，所以在不久後，中央一些科研基金就向香港的科研機構開放。我估計到現時為止，大概取得了一、兩億元這類科研撥款來香港讓我們應用，這在當時亦稱為科研基金「過河」，不再受制於一條深圳河，可以「過河」讓香港科學家都能應用在香港自己認為可以發展的科研項目上。
有了這「4+4」的中心，它並不會自動發展，需要我們賦予它很多動力，所以這就回到我剛才所說，特區政府是責無旁貸，要為推動每一個中心提出一些具體的政策方向和具體措施，有需要時是可以再向中央就着一些具體政策再取得支持。我已經公開說過這八個中心裏，我已經交了六個中心的策略性文件，另外兩個因為內容太豐富，所以需要再長些時間，這就是創新科技和文化藝術這兩個範疇，需要再研究。在每一個策略性文件裏，都離不開會有一些要求中央給予我們的支持，譬如香港要發展為國際航空樞紐。大家要留意，十二五規劃、十三五規劃都說會支持香港建設一個國際航運中心，為甚麼現在又要一個航空樞紐？這亦突顯中央對我們的信任和支持。航運當然是海陸空的，亦包括我們的葵涌貨櫃碼頭、機場，但當時我們向中央說，我們覺得並不是這樣，我們的機場是重要很多，潛力亦大很多。無可置疑的是，在海運方面，如果純粹以貨櫃箱來計算是下跌的，我們曾經在十多年前是世界第一，去年可能是世界第八或第九，因為附近的競爭力太厲害，深圳的鹽田、蛇口，以至廣州的南沙，更不用說上海，甚至是我故鄉的寧波舟山的港口，現在都追上來。但在航空方面，香港真的有優勢，因為我們有地理的優勢，我們是一個樞紐；我們亦有管理的優勢，香港國際機場的管理水平是非常之高；我們有培訓人才的優勢，今日的國際機場已經有一間航空學院正在培訓，不單只是培訓本地和內地的機場管理人員，來自「一帶一路」地方的機場管理人員都會被派來香港接受培訓。要繼續發展這個國際航空樞紐，尤其是三跑---大家有留意新聞的話，三跑的鋪設工程在本星期已經完成，2022年將會啟用第三條跑道，2024年整個三跑系統，即新的客運大樓也會投入服務，亦一定需要有中央支持。譬如在去年11月，中央為了發展香港作為航空樞紐，支持香港機場管理局入股珠海機場。契機來自於港珠澳大橋，如果沒有港珠澳大橋，香港國際機場往珠海是四小時車程，有了港珠澳大橋後是一小時左右。兩個機場是可以聯手把餅做大，因為珠海機場是內地一個內陸機場，香港國際機場是一個國際機場。你可以想像，如果我們能夠擴大珠海機場在內地的航空網絡，將很多在北部、西部的客人接來珠海機場，經過特別管道、港珠澳大橋，到達香港國際機場，然後利用香港國際機場的網絡前往全世界，這就是一個國際航空樞紐的基礎，這些都需要中央的支持。
作為特首，到了某個位置，要為香港爭取的時候，我一點都不會客氣，就算要厚着面皮也要去爭取。我可以告訴大家，中央支持香港的政策會陸續有來。就以今日為例，我在早上出席了國家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支持香港五位青年律師赴國際法律機構工作的發布儀式；下午大家看電視亦應該看到，我們啟動了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的試行業務。還有很多，大家拭目以待，亦希望大家能感受到中央對香港的支持真的很深厚。
有了「4+4」中心，除了香港自己積極地讓政策出台，還有甚麼元素可以令我們貫徹落實國家第14個五年規劃對香港的期盼呢？其實這些元素亦可以在港澳專章找到，我幫大家分析一下。有人說國家的第14個五年規劃，其實每個字也很精準，我亦曾經形容其為一字值千金，如果多寫十個字在內我們就得益很大。在十四五規劃的港澳專章，即我剛才所說的第61章，首先，61章是放在哪一篇呢？因為要有篇，然後才有章；它被放在第18篇，稱為「堅持『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當中當然有談及香港、澳門和台灣。在未談及「4+4」中心前，有一段說話在61章出現，當中要求一系列的事:要求我們要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相信大家都沒有異議；當中亦要求我們要堅持以法治治港，中央一定要我們依法辦事，亦要我們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組成的香港憲制秩序---有一段時間，很多人都不是很明白，香港的憲制秩序不只《基本法》，還透過《憲法》來組成；亦要求我們落實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數年前，如果特區政府官員說中央有全面管治權，又會引來很多批評。曾經在2014年，有一本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就出現了這一句，引起了滿城風雨，說中央偏離了「一國兩制」。「一國」為本，中央當然有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但它亦尊重香港擁有高度自治權，所以最理想的狀態就是以「一國」為本，將全面管治權與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有機地結合，不需要硬梆梆地結合，而是以有機、自動、自願、互動的方式結合，此將會是一個相當成功的憲制環境。
由於落實了《香港國安法》，在這個章節中亦要求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要好好執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亦要防範、遏制一些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這一段文字，某程度上就是告訴我們：要發展好四個中心、促進新的四個中心是可以的，但不要忘本，不要忘記「一國兩制」的初心，要做好這些方面的工作。我覺得這是沒有異議的，這種說法相對於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是更加詳盡，我看過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有關香港的所有部分，也有提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沒有說明得這麼詳細，尤其在國家安全。這是甚麼原因呢？大家應該都知道，經歷了2019年之後，制定了國安法令國家更安全，這是非常重要，是令香港可以繼續成功的基礎。
有了這個前設也未足夠，如果大家翻開港澳專章的最後一段，國家對我們的要求是如果我們要更好地透過這八個中心的發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請香港要做好《憲法》和《基本法》的教育，要加強香港人，我相信特別是青年人的國家意識，要做好國情教育，培養香港人的愛國精神。這是必然的，因為若這個地方的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那麼國家為甚麼要給予這麼多中心讓我們發展？如有人甚至極端地要對抗中央，要打擊政權，無論是特區或是中央政權，這個是不能夠容忍的。整套計劃，其實字數並不是太多，撇除澳門那部分，只有五、六百字，就是一個這麼完整的理念，令香港可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我完全相信我們有能力，只要全港市民認清情況，這並不是一個不能達致的願景。
另一個涉及香港的部分，就是粵港澳大灣區。這是國家在推動區域發展，無論是長三角區域發展，或是珠三角，即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廣東九市加香港和澳門這兩個特別行政區，當中也是要求我們要發展成一個高質量的大灣區，一個有創新能力的大灣區，一個令青年人有更加多發展機會的大灣區。除了在那一段文字中，亦有很詳細的資料已經在2019年2月頒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裏出現。
較早前我提到8月底中央宣講團來香港，當時我在演辭中說過，我認為香港在回歸以來，沒有任何時候比今日更有能力、更有信心去落實國家規劃中給予香港的支持，令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因為大家也看到現在的形勢改善，我們除了國家安全得到保障，選舉制度得以完善，令我們可以以行政主導的態勢來推動香港的工作，不會受到不斷內耗和泛政治化的立法會拖我們的後腿，久而久之耗損了我們行政機關想辦事的態度，因為你會發覺辦事原來是那麼困難，就會不辦事。我現在逐漸看到身邊的同事都正恢復這種想辦事的取態---特首，這件事我可以做，為甚麼不可以做呢？因為立法會不會過於阻礙我們；這與以往他們時常告訴我：「這件事不可以做、不可以提交立法會的」，已經是兩碼子的事。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便是「一地兩檢」。所有人都知道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口岸方面「一地兩檢」是很方便。如果大家記得，以往我們沒有關閉文錦渡前，第一，你需要找一部黃巴士，在上水找一部黃巴士到文錦渡禁區，然後你需要在文錦渡的香港口岸清關，再上車往深圳，到了深圳又再要下車，經過深圳口岸等。這種事怎可能令人流、物流暢通無阻？「一地兩檢」這通關模式在「一國兩制」之內完全可行，但大家還是否記得，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還有為西九龍高鐵站設「一地兩檢」的立法工作是有多艱辛？是否還記得有多少人說謊，說這樣就是引甚麼入關，破壞香港的法治，大家不要乘搭，不知道會被送到甚麼地方？但又有些人相信，令這些工作舉步維艱。同樣的「一地兩檢」，在皇崗口岸則順利通過，我們在今年年初跟深圳商討，要將皇崗、落馬洲口岸提升和優化，將整個口岸搬到深圳，深圳就會全資興建，不用我們付錢，全資興建一個新的口岸大樓，預留幾層給香港，是一個垂直的「一地兩檢」。我們要問立法會會否支持這個皇崗口岸「一地兩檢」，不然我們跟深圳市簽了約，做不到就不行了 ，所以我們就以一個政府議案的方式提交給立法會，閃電地通過，還說我們做得慢，問為甚麼做得那麼慢。
這就是變化，我們每日都感受到現在這個新的---雖然立法會還未選舉，但已起了這個變化---一個比較理性、不會事事以政治掛帥、以反對香港進入、融入國家的態度為取向的立法會，能辦的事多了很多。就以它的工作量來計算，立法會由去年11月才恢復正常，到今年10月底，它休會進行換屆選舉時，我們估計會通過一共46條條例草案，遠遠打破以往紀錄；我們估計一共會通過3,100億元撥款，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些就令行政機關可以有信心，我們認為符合市民利益的事是會做得到，不會在過程裏被人不斷抹黑或攻擊，甚至採取一些很激烈的行動，令想做的工作做不到。
有了這種政府角色、有了中央的支持、有了我剛才所說那種比較理性的環境，還是要提升能力，所以最近我跟同事研究時，我們提出了一個概念，稱為「四新」精神。甚麼是「四新」精神呢？第一是空間拓新。以往很多規劃到了深圳河就要停，深圳河以北是一片空白；但在空間拓新下，我們的規劃不能夠到了深圳河以南就停，我們一定要看看深圳河對岸是甚麼，我們如何可以利用一河兩岸，甚至口岸經濟帶，提升香港的經濟容量呢？我們怎樣可以用好距離流浮山只有四公里水面的前海擴區，協助香港的產業提升呢？這個空間拓新令我們突然間好像多了很多地方可以做事。
第二個精神是觀念更新。觀念的更新我們正在進行，在這四年多，觀念更新就是不要時常說不干預，不要時常說市場主導，有些一定是政府行為；其實大部分事情都是政府行為，不過就要看看你的政府走得多深。如果你說政府揀選哪一間企業、哪一間公司可以取得土地建樓，這個當然一定不可以。但如果我們有一些產業，例如現在有人說香港的生命健康科研很有優勢，我們是可以吸引一些海外大藥廠落戶香港做科研、製藥。它們沒有土地，你着一間藥廠購買一幅商業地，它買不起，因為甲級寫字樓的商用地實在太昂貴，可否將觀念更新一下，我們想成為創科中心、想成為生命健康樞紐，若撥出一些土地專門用來做這些事，便可更吸引這樣的企業落戶香港。
第三個新，是政策需要更新。有許多政策包括法例，都沒有與時並進，尤其是配合今日創新科技和智慧城市，很多東西仍很舊。某程度上是因為怕立法會，不做那麼多；你說一些話，它就像是幫你在聖誕樹上掛很多東西，讓事情辦不成。現時需要大力推動政策創新，我要求同事留意每個範疇。同樣地，我們在社區的建設也可以有政策更新，大家都記得當年我在2007年起擔任了五年的發展局局長，當時我觀察到香港各個地區都很有特色，我們除了在這裏做一個項目、那裏做一個項目，可否用更創新的政策，以地區為本的理念去推動地區的提升？包括今日，我前後有三個地區的整全計劃，一個是保育中環。當時的文物保育政策---大家也記得皇后碼頭一役---特區政府，包括我本人，都承諾盡量保留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然後賦予它一個新生命。所以在中環，這畢竟是香港發源地，有很多歷史建築，我在2008年提議給當時的行政長官進行保育中環的計劃，為中環保留它仍有的特色，包括現時的大館；元創方，即荷李活道警察宿舍；上星期開幕，據說也是城中熱點的中環街市；也包括我們的法律樞紐，是在前政府合署；前政府美利大廈變成了今日的美利酒店等，都是保育中環的元素。第二個我嘗試地區為本的項目，是令我非常震撼的，就是起動九龍東。我們將舊啟德機場連同周邊兩個舊工業區---九龍灣和觀塘，將它們整全發展，令這個前工業區變成今日第二個核心商業區。今日在九龍東一帶的甲級寫字樓已經可以媲美中環和金鐘，但租金很便宜，所以最近我見到有一些大型保險公司都陸續搬入九龍東，因為租金便宜很多，這裏是百多元一呎，而那邊是30元一呎，而且環境同樣優美。隨着啟德的發展，其實九龍東的環境是非常優美，日後還有一個大型啟德體育城。第三個就是去年施政報告提出的躍動港島南，將港島南部，即是香港仔、石澳一帶，發展成為一個很有活力、青年人會喜歡去、很有動感的地區。我們拭目以待，這個項目會否像起動九龍東一樣在十年之內可以成形，讓市民有多一些好去處。
第四個新，是機制要革新。近日有人討論如果要做那麼多東西，又要成為那麼多中心，例如要做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沒有文化局又如何做文化推動工作呢？值得思考，可能需要機制革新，令今日特區政府的架構更有利推動我剛才說的各方面工作，也包括處理現時部門間時常被人詬病的分裂、角力，各部門只管自己的事，這些全部都會歸納在機制革新的工作內。詳細情況我賣關子，大家留意10月6日公布的2021年施政報告。
總結的部分，在宣講會上我說香港今日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它成功的基因是依託祖國、面向世界，和香港人那種自強不息、靈活應變的拼搏精神。我活到今日這個年紀，我可以說這是我自身的體會。都會大學在今年9月1日重新命名之後，我希望能傳承到香港這種成功的基因，成為香港核心的一部分，支持和貢獻香港、貢獻粵港澳大灣區和貢獻國家的發展。多謝大家！
（以上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9月10日在香港都會大學《都大講堂》講座的演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