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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商業周刊】香港人,你快樂嗎?

商業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本年 1 月公布,於去年底進行的民情調查發現,市民對政治環境的滿意度跌至回歸以來的新低。表示滿意的人數只有 7%,比 2003 年 7 月 1 日約 50 萬人上街前 1 個月的 19.1%更低。而香港市民對經濟狀況、社會狀況的滿意程度,分別只有 29.9%和 18.1%。相比回歸前徘徊在 50%以上的滿意度,每況愈下。今年初,圍繞於內地旅客來港、政制改革問題,爭議不斷,示威、指罵的場面,間或出現。我們不禁要問:「香港,你快樂嗎?」

國民快樂與否,古往今來,無分東西。中國最早期的詩篇《詩經. 碩鼠》就有「樂土」、「樂國」、「樂郊」之說,意指人民皆嚮往快樂的地方,逃離剝削壓迫的故地。及至現代,號稱「最快樂國家的」不丹,第四代國王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在 1970 年代,已建議國家統計部門,將環保、文化保育、公平發展和管治制度,整合成「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作為施政的參考,沿用至今。而在西方,前法國總統薩爾科齊(Nicolas Sarkozy),於 2009 年雷曼兄弟(Lehmen Brother)公司破產案後一周年,呼籲全球國家在制定政策時,將國民快樂指數,納入經濟指標之一,法國統計局亦於 2010 年制定量度國民快樂值的指標。英國統計局自 2002 年,已每年進行有關「國民滿足度」的調查,英國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於上任前已多次呼籲國家改變恆常以經濟指標掛帥的做法,更於上任首相後的 2011 年,責令國家統計局納入「國民快樂指數」,將數據定為制定及評估政策的「中心位置」,英國國家統計局隨後制定調查方法及指標。

「快樂,不一定與財富有關。」

今年 4 月 23 日晚上,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與不丹第九世尼楚靈波車(Neytrul Rinpoche,台譯:尼楚仁波切),一位藏傳佛教的得道高僧,出席一項名為「香港,你好嗎?」(How are you, Hong Kong?)的講座,講解對快樂的看法,並替香港社會民情把脈。

梁錦松在會上提到,美國最近有關「快樂指數」的研究,用不同的指標,例如家庭、朋友、工作滿足、宗教等等的數據,去訪問受眾對自己快樂的主觀感受:「快樂與否,其實並不一定與財富有關。即使是因財富而獲得的快樂,也只是暫時性的快樂。」

事實上,快樂是情緒,從來都沒有能準確量度情緒的一把尺。近年在全球各地,有關居民「快樂指數」的調查,亦從來沒有一套既定指標,故調查結果,亦往往各有不同,「一家一說法」。

比較廣泛接受的是調查機構蓋洛普(Gallup)的「快樂指數」評定方法,蓋洛普的計算方法,是將人均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平均壽命、社會志願、人生自主抉擇自由、貪污程度及慷慨捐款文化。在這樣相對「客觀」的標準之下,香港人快樂指數的排名往往偏低。

聯合國 2013 年發佈的《世界快樂報告》中,使用了蓋洛普的指標作評核,香港排名為 64,低於排名分別為 30、42 和 43 的新加坡、台灣和日本;英國
萊塞特大學教授懷特(Adrian White)在 2006 年 7 月發佈「世界快樂地圖」(World Map of Happiness), 香港在全球 178 個國家中排第 63,低於排名 53 的新加坡;倫敦志願機構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2009 年「快樂地球指數」的調查中,香港排名第 84,甚至低於西亞的伊拉克和伊朗。以上的結果,各調查機構都以不同、但客觀的標準,如生產總值、人均壽命等,去量度該城市居民的快樂程度。

土耳其裔的網絡開發員 Burak Barakaci,卻使用了要求各地居民自我評價的量度方法。他於 2006 年,建立名為「快樂地圖」(The Map of Happiness) 的網址,由各地區居民就「快樂/不快樂」作出選擇,網站由開始至今已有全球各地逾 40 萬人士瀏覽,亦有全球 5 萬 3667 人參與投票。Burak Barakaci 接受本刊訪問時指,網站首星期已有全球數以千計的居民點進及投票。而香港方面,210 個投票居民中,有 71%人士表示自己快樂,於世界排名中僅為第 45 位,低於首位的丹麥(89%)18 個百分點,更比第 25 位的中國(75%)低。

而香港惟一開宗明義以居民「快樂」為旨的調查,亦是由受訪者自評而非以外在因素量度的。嶺南大學發佈的「香港人快樂指數調查」,由經濟系教授何濼生領導,自 2005 年始,已有是項研究。該項研究計劃,於 2013 年,透過電話訪問 926 名港人,要求他們自我就「四大因素」,即關愛(Love)、智慧(Insight)、堅毅(Fortitude)及行動(Engagement)由 0-10 分作自我評價,調查得出,香港人的快樂指數「常年在高位徘徊」,2013 年更較 2012 年的 70.3 上升到了 70.5。該調查顯示,雖然市民對公共政策、居住環境和公共醫療的不滿程度持續升高,但卻不影響快樂指數在高位徘徊。何濼生在總結中寫道:「雖然施政滿意度持續下跌,但香港人的心裡質素卻有上升的趨勢,儘管近期爭拗持續,卻不損快樂指數。」

「香港人的快樂跟經濟周期有一定的關係,但卻並不十分密切。」何濼生說,經濟周期和社會制度這些環境因素對個人快樂的影響比較短暫,而基因和心智資本(Mental Capital)對快樂的影響則是持續性的。實際上,何濼生提出的「心智資本」的概念,與「文化性格」的定義相近似。美國南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伊斯特林(R. East-erlin)早在 1974 年已經開始討論這個問題,並在其著作中指出:「在任何一個國家內部,人們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樂之間並沒有明顯的關係,包括文化特徵在內的許多其他因素會影響快樂。」

根據何濼生的研究,香港人一直都有「不錯的心智資本」,比較正面和積極,比如對家人關愛、樂於做義工、有行動力和毅力等等。這些因素使人在「劇烈變化的環境中也能尋找到快樂」。而在同一個研究中的另一佐證是,恆生指數首次升穿 3 萬點的 2007 年,反而成為香港快樂指數最低的一年,而被金融海嘯襲擊的 2008 年,卻又重新回升。「香港人比較現實,在客觀環境不佳下,往往要求比較少,反而在經濟暢旺時,對自我的要求、壓力會比較大。」何濼生解釋。

作為香港前財金系官員第一把手的梁錦松卻認為,過去十年,香港人面對越來越多令他們變得不快樂的社會情況:「房價高企、對香港失去競爭力的憂慮,周遭的怨氣,都會令香港人對未來變得悲觀。」他在有關香港人快樂的演說中表示:「而『本土主義』的出現,更加令人憂慮,因為它會撕裂香港,香港人,應該要團結不同的人,多點包容、多點忍耐。」他接受本刊查詢時提到,所說的「本土主義」,「當中包括排斥內地旅客的情緒。」更認為,中國大陸旅客和香港居民的矛盾加劇,「政府有一定責任。」

所謂「快樂」當然因人而異。本刊記者走訪本港四個地區,包括中環、深水埗、天水圍和鰂魚涌,採訪共 80 個當區居民,嘗試了解香港人將「快樂」和什麼因素掛鉤。

  • 「有能力的人對香港灰心,只有兩個選擇,第一:逃離香港,第二:袖手旁觀。」

如果說美國的華爾街是該國的金融界代名詞,中環,就是香港金融業的具體象徵。由殖民地時代始,香港在世界市場上逐漸取得金融中心地位,甚至與世界馳名的金融中心紐約、倫敦並稱「紐倫港」,所謂的「中環價值」,亦為港人傳頌。

但自 2008 年金融海嘯,數百名購買了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迷你債券的投資者,不滿銀行的銷售手法,到香港金融中心——中環的中國銀行、花旗銀行、滙豐銀行門外抗議。一夕之間,從前被港人珍而重之的所謂「中環價值」,被輿論掛上貪婪、不負責任的負面形容詞。

而同年,香港女作家王迪詩出版第一本作品集《蘭開夏道》,收錄了一篇名為 〈捍衛中環價值〉 的文章,述說著夜色已深,但中環的商業大廈,仍然一片燈火通明:「最近有個朋友,將生意基地從英國搬到香港,因為他在英國做一單 deal(交易)要三個星期,但在香港,律師們願意捱兩晚通宵來做好件事,所收費用只是英國律師的三份之一,這就是『中環價值』。」《信報》總編輯陳景祥,在書中的序寫到,對文章發來的回應電郵「如潮水般湧至,想是打動了不少以中環價值為傲的香港人。」

王迪詩是香港新興的女作家,自 2008 年《蘭開夏道》面世後,其後出版的 17 本書籍,皆都成為香港十大暢銷書,旅遊小說《一個人私奔》,更曾登亞馬遜(中國 )暢銷榜第一位。而王迪詩去年於香港藝術中心舉行的 24 場脫口秀,全場爆滿。她的成名作,主題都是以「中環人」生活為主,既有涉及中環商界的奇聞趣事,亦有中環男女愛情,王迪詩接受本刊訪問當日,亦將訪談地點定於中環文華東方酒店。

王迪詩筆下的 Daisy,亦很「中環」:在中環的律師行上班, 說話中英夾雜,喜愛 Burberry Prorsum、Nottega Veneta、Dior 等時裝品牌。現實中的王迪詩,衣著、談吐也講究,咖啡廳的少女看著她的眼神,猶如其他人看著中環人開 BMW、Audi 名車上班一樣。但王迪詩說,「羨慕、妒忌別人,是一件苦澀的事,要了解他在背後放棄的東西。」2010 年,王迪詩辭去正職,做全職作家的時候,其專欄上的收入,是「幾毛錢一個字」。那時候,她打工的積蓄都用光了,房租也付不起。自己出書,要數萬元,「無可奈何之下,賣掉了一個小提琴,那個是自己好中意的小提琴,用了好多年,都要賣出去。」但她並沒有後悔,「要爭取某些東西,便要往上躍,但很多人怕雙腳離地的感覺,一定要抓緊現有的東西,不肯放棄,結果便只能看著別人成功,乾羨慕,我認為這是很多香港人變得不快樂的原因。」

「我認識的香港、中環,是『East meet West』的地方,不過,近年來卻變得很中國化,已經沒什麼西方的東西,因為屬於中國的,太強大了,消減了很多可能性,」王迪詩形容,回歸 16 年,隨著內地旅客增加、中資湧入香港市場,中港接觸頻仍,矛盾亦與日俱增,到了「前所未有地分化」的年代:「親中不親中,移民不移民,討論兩極化。」

「所以香港人一放假就去旅行,要逃離減壓。」王迪詩身邊不乏「中環才幹」,她指,有不少人計劃永久離開:「很多有能力的人告訴我,現在只有兩個選擇,第一:逃離香港; 第二,就是繼續留在香港,但是袖手旁觀,」王迪詩說,「我也有選擇,但我選擇留在香港;而我留在香港,也可選擇袖手旁觀,但我卻選擇去透過寫作,改變一些人的想法,縱使那個效果是很小很小 , 但改變一個人 ,都是改變。」

王迪詩筆下的 Daisy,經常出國,喜歡閱讀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的《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卡謬(Albert Camus)的《異鄉人》(The Outsider),Daisy 本人也說得一口流利英語。在「喜愛的城市」中,Daisy 選的,是「香港」。真身王迪詩說:「我喜歡香港,我希望香港人變得更快樂。但香港人,必須學懂在城市內互相尊重,才會覺得這城市,有值得留下的理由。」

  • 「深水埗這裡多低下層,都是租屋、打份工,可以養家已是快樂,越有錢越多煩惱,你看霍家,還要爭家產。」

王迪詩著名的文章 〈捍衛中環價值〉,開首便是:「誰說有了中環價值,就不可以有深水埗價值?」在香港,與中環的金融才俊兩兩相對的,便是深水埗的基層人士。街訪中,就快樂而言,自我評價最低的中環,與指數最高、有 7.55 分的深水埗,亦是相對。

這多少讓人意外。在港人的字典裡,這一區常跟露宿者和劏房等不幸的字眼連在一起。這裡滿街的綠鐵皮小攤檔出售 10 塊錢 3 雙的襪子和 50 元便有幾百分鐘通話時間的電話卡。深水埗是香港出名的低收入區,在 2011 年的政府統計中,該區的貧窮率位居港首。在這裡,明哥的茶餐廳賣 22 塊港元的三菜套餐飯,來吃的都是附近散工、老人和獨居者。

明哥穿著塑料拖鞋,身上洗得褪色的上衣有幾個破洞,做了大半輩子飲食業的手上青筋暴起。明哥在深水埗經營茶餐廳 20 年,這兩年,因為免費派飯給露宿者,明哥被作為善行代表得到媒體頻繁報道。現在去他店裡,他煮完飯把手擦一擦,就能跟記者開始聊。

「我的快樂指數,那一定是滿分 10 分,」明哥他兩手一攤,笑了起來。打滿分,因為三年前開始的派飯行動讓自己找到人生中最快樂的感覺,明哥說。幾年前,最低工資出台,工資成本高了,餐廳生意難做。明哥跟關注基層,坐落深水埗的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協)合作推行「飯券」計劃——社協找來商業機構贊助餐廳,讓餐廳能以幾塊錢把飯廉價派給市民。「我們的原意就是做多一些生意,那時候餐廳已經快維持不下去了,」明哥說,當初也是為了多做一些生意,這間茶餐廳從中檔海鮮路線改為經營廉價飯。

不久,明哥的燒臘店因為派飯的善行被媒體大量報道,「生意一下子好了很多,也不用擔心沒錢發工資給店內員工了,就是越做越開心。」自己做的事情突然被很多人認可,明哥找到了存在感。他嘗試餐廳單獨派飯,試著培養年輕義工,甚至周末去老人院看望老人,餐廳似乎慢慢變成一間社會福利機構:「露宿者的快樂都是穩定兩餐,我就想幫他們做這個,其他的就交給政府吧。」

少年時生活不易,使得明哥對快樂的定義也簡單:「深水埗這裡多低下層,都是租屋,打工,可以養家已是快樂。越有錢越多煩惱,你看霍家(霍英東家族),還要爭家產。」

「爭家產」的「爭」字被明哥講得很重,因為這是明哥很反感的事情,特別是聯繫媒體上鋪天蓋地的政治爭鬥,「快樂, 現在有誰還快樂?香港現在太多黨派鬥爭了,你爭我奪,沒人真正關心貧富懸殊的問題。」明哥覺得香港現在太多不必要的爭鬥,基層的生活也受影響,「大家都說這班人是利用抗爭來掩飾,想要選票,我索性不想了,我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感到快樂了。」和很多基層市民一樣,明哥不講大道理,講解決實際問題,講生活改善。

「最希望香港的黨派能坐下來溝通解決問題,抗爭不一定能解決問題的,」小時候成長於毛澤東時代的大陸,明哥對政治鬥爭不感興趣:「不要別人『佔中』(佔領中環)你就去佔中,別人反佔中你就去反佔中,要自己選擇自己應該走的路,不要搞這麼多鬥爭,幫助別人完成政治目標。要離開鬥爭範圍,拿出一顆真心做事情。」越是基層的人,越看重實際的改變,不信口號和運動,沒有什麼比穩定以及能好好過日子重要,「投資者有利益賺,低下階層好過,香港人的目標就是香港繁榮穩定,不然什麼鬥爭都沒用。」

  • 「過了深圳河,世界已經不同了。」

如果深水埗是傳統香港人的貧民區,天水圍,就是內地來港新移民掙扎求存的一個地方。

天水圍位於新界西北部,毗鄰深圳,人口約 30 萬,其中半數以上,都是公共房屋(公屋)居民。2004 年 4 月 
11 日,天水圍公屋邨內,一名無業漢斬死妻子及兩名年幼女兒後,用刀自殺身亡;2007 年 10 月 14 日,天水圍再度發生倫常慘劇:一名領取綜援的新移民家庭,丈夫患上鼻咽癌留醫,患精神病的妻子將一對分別只得 12
 歲及 9 歲的子女,用繩索綑綁從 24 樓擲下,自己隨後亦跳樓,3 人當場死亡。自始,天水圍被冠上「悲情城市」之名,「新移民」的問題,成為社會關注議題。

「我很早就留意到這個問題,早於天水圍慘劇發生前,便將之拍成電影,」陳果於 2000 年,導演《榴槤飄飄》,兩條平行的故事線,講述內地來港的新移民,以及內地來港的妓女,在香港面對的生活問題。電影囊括香港金獎像及台灣金馬獎多個獎項。儘管陳果最近有新電影上演,但他在接受訪問時,再三提及的,也是 14 年前的《榴槤飄飄》。

「當時,是普通的香港人拍不出來的,他們不明白大陸人的心態,」陳果父母分別是泰國和馬來西亞華僑,1950 年代回中國,及後文化大革命爆發,眼看母親被批鬥:「她住在鐵閘裡面,看到她,頭髮被剃光。」陳果 10 歲時,一家人以華僑身份來港,「那時候過深圳河,很怕,小時候教育是,只有中國是最好的,外面所有人都是壞人,我看到香港警察,也會怕他是壞人。童年被人欺騙,是很大的創傷。童年陰影是好難調回正軌,好痛苦。」

《榴槤飄飄》內,內地妓女小燕,來港天天都要任人擺佈工作;與母親和妹妹逾期留港的小女孩阿芬,天天和媽媽守在陰暗的後巷洗碗。兩者同樣都被警察截查。「榴槤,是對中港的比喻」,陳果說。電影中的榴槤,是香港人的最愛,阿芬的爸爸,甚至買榴槤回來慶祝阿芬生日,但內地來港的阿芬、芬母,以至內地的妓女小燕及她的東北朋友,都受不了那股味。

「大陸人來到香港,好慘。生活並不過得好,那都算了,思想上、言語上,如何適應一個新世界? 」後來,年輕的陳果在「快樂戲院」做兼職放映員,種下了與電影的不解之緣。及至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他拍下被喻為「九七三步曲」的第一作《香港製造》,令他拿下金像獎最佳導演,並踏足全球多個影展。成名後,陳果於 2009 年,即四川地震一周年,到成都導演《成都,我愛你》:「電影講文革,講懺悔。」電影講述男主角批鬥女主角的父親,後來二人相戀,但遭女主角母親反對。「在大陸拍,,劇本不停被修改,這又不行、那又不行,但最後總算過到關,,好難得。」陳果嘆一口氣。

內地拍電影完畢,回來香港,又是過關:「現時心情就好不同了,一過了深圳河,感覺是自由,好實在的,起碼可自由瀏覽網頁。」對於香港人反對大陸旅客,反對新移民,作為舊移民的陳果,也很反感:「你說香港人不開心,那新移民又會很開心?不要撕裂成這樣。」他認為,中港矛盾,問題源於兩種勢力互相角力:「你又要一國兩制,但兩邊的勢力,又要你歸邊,很多人本來沒有政治立場的,但你拉我扯,我想站在中間也不行,那我就出來反對你。在香港,很多人不快樂,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生活的壓迫力好重、好大。」

社會互相角力,回歸前不關心政治的人,回歸後卻被政治「關心」了,再反過來關心政治:「我 97 年開拍《香港製造》, 但那時候沒有人理會戲中有關身份認同等政治符號,也很少人看得懂,別人會說我:『扮哂嘢!』(裝高尚)。但現在的新片〈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開往大埔的紅 van〉,裡面本來很生活,但人人都當成是政治電影般解讀,就是證明越來越多人關心政治,越來越敏感。」「少點政治糾紛,多點包容,什麼人也好,哪管他是大陸香港來的,都是人。」

  • 「如果香港作為我的仔女、我的孫安身樂命的地方,一點都不快樂。」

與天水圍櫛比鱗次的公共房屋區兩相對照的,便是鰂魚涌一棟棟排列有序的私人屋苑。其中一些有些老舊,那是幾十年前閩籍商人的主要聚居區。

根據 2011 年人口普查,鰂魚涌的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為 2 萬 7640 港元,全港屬於中高水平,附近的太古城東,達 62370。鰂魚涌亦有 52.9%的人口是 20 歲及以上具有專上教育程度的人士。若按香港中產研究社會學者呂大樂《中產心事》一書對「中產」的定義:「月薪 2 萬至 5 萬,職業是專業、輔助專業、經理及行政人員」,鰂魚涌得以名正言順地符合坊間給予它的「中產區」稱號。

《中產心事》一書中,將律師定義為中產典型。2004 年,由四名律師兼立法會議員組成的「45 條關注組」,再吸納學者等專業人士組成的公民黨,往往被視為代表中產利益的黨派。其黨魁梁家傑,既是資深大律師,亦是立法會議員,他對中產的描述是:「有一定收入水平、學歷高、會關心社會政治。」

梁家傑接受本刊訪問時說:「如果光看個人,如果快樂是來自於我的家庭、我的老婆子女的話,我就很快樂,因為我的事業不錯,有很好的家庭,亦有一定的經濟條件,我還健康,而且我還有餘力去參與社會服務,當議員,為社會發聲。」

然而,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現任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劉兆佳於去年 7 月出版的《回歸後的香港政治》便寫道:「香港自回歸後,政治混亂與管治困難,在頗大程度上源於中產階層在結構上、心態上和行為上的顯著改變。」劉兆佳在書中分析指,由於回歸後,中產的工資升幅放緩,加之上向流動的機會亦比回歸後收窄,而中產,又往往難以享受政府向基層提供的援助或福利,因此對政府管治越加不滿,甚至引起「中產激進主義」(middle-class radicalism)的抬頭。這改變,與回歸前香港中產被形容為「不關心政治、只關心經濟」的大論述大為迥異。

梁家傑亦指,對中產來說,若是被問到香港的民主發展,也會皺眉:「如果是大的局面,那麼其實我一點都不快樂,我其實是非常的擔憂,現在香港的勢頭就是年輕人看不到希望,有能力移民的人開始越來越多準備棄船,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從大形勢來說的話,我看不到有快樂的理由。」

「香港的低下階層較多從自己的實際利益思考問題,期望和理想都不高,因此比較容易被政府的福利與民生政策所安撫。而中產階層的不滿, 不但是源於切身利益受損,更是由於他們認為香港出現了一些有違他們價值觀和原則的現象,這種不滿不能簡單通過經濟發展和政府『派錢』來消弭。」劉兆佳在書中一篇名為〈中產階層與香港政治〉的文章中如此寫,比起低下階層,中產對於快樂的要求更高。

梁家傑說,對於中產,他們也比較關心自己孩子的未來發展,目光會長遠一點,然而現在的香港,並不是一個適合年輕人發展的地方:「由我十幾歲開始, 我見到的是希望,我見到的是我有機會發揮,建基於我的專業,我可以透過參政爭取支持,香港的制度是我快樂的一個源頭。但是看看現在的年輕人,當時令我們快樂的事情今日對他們來說已經不復存在,如果香港作為我的子女、我的孫安身樂命的地方,,一點都不快樂。因為我們熟悉的香港正在急速褪色,我相信,連我阿媽都已經不認識香港了。」因為中產階層的位置不可以承襲的,中產人士永遠都對自己的兒女能否繼續保有中產位置有所擔憂。這種對自己下一代能否保有原有的社會地位的憂患感使得他們對社會公平尤其重視,劉兆佳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和梁家傑的說法暗合。

梁家傑的三位子女,目前全部在海外名牌大學就讀。

(圖片來源:Jonathan Kos-ReadRobert S. Donovanchong headlightstars, CC Licensed)

Source: techoran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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