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8/15 清晨 6 點，一位 21 歲的年輕人驟死於浴室。小夥子來自德國，暑假在美林證券倫敦分公司見習 8 週，只剩一週便要回家。他經常待在辦公室通宵加班，死前 72 小時沒闔眼，早晨匆忙趕回住處洗澡換衣，還讓計程車等在樓下，準備趕回辦公室，繼續工作。
北京，5/13 深夜，從奧美廣告公司抬出一位臉色蠟黃的年輕人，他心臟病突發，急救無效，才 24 歲，死前一個月連續加班，每天到晚上 11 點。
- 凱因斯預測人類工時會大幅降低，為何現在只見過勞死？
過勞死原是日本現象，現在似乎已經全球化，而且從慢性轉為急性，死者的年紀也越來越輕。
這是現代社會的弔詭之一。科技日新月異，電腦、智慧手機、電郵、網路，絕大多數 ICT 的發明全為了節省時間，提高生產力，增進人類的福祉，創造美好的未來。但現代人的工作時間有增無減，甚至侵入私人生活領域。
農業時代想必沒有標準工時的觀念，農忙農閒，完全根據季節、天氣和農作物的生長週期。工業革命開始後，從英國到世界各個角落，工廠林立，工作從戶外移至戶內，不受天候限制，加上工廠主與勞工的利益對立，才建立了每天劃一的標準工作時間。
19 世紀初期，歐洲工廠的工人每週工作長達 60 小時，工作條件極為惡劣，甚至僱用大量童工，直到政府介入後工時才逐漸降低。工時能夠減少，科技的進步當然是重要的助力，否則降低工時與提高工資兩者無法同時發生。到了 1920 年代，大部分歐洲工廠每週工時已降至 40 小時。
在這樣科技萬能希望無窮的時代背景下，凱因斯在 1930 年寫了一篇文章〈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文中充滿樂觀的展望。他預測人類在一百年間，也就是離今天只有 17 年的 2030 年，所有的經濟問題都獲得解決，人類的經濟水平有 8 倍之高，一個人每週只要工作 15 個小時，就能滿足「老亞當」（old Adam, 凱因斯的用語）的生存基本需要。
- 人類消費慾無窮、加上資本市場中競爭為主調，使得低工時難以實現
凱因斯顯然錯了，而且錯得離譜。當今全世界法定工作時間最短的法國，每週都還要工作 35 個小時，遠超過凱因斯預測的一倍。不過經濟學者的預測本來不必當真，他們不是一向這樣自我解嘲：預測人人會做，只有經濟學者能解釋為何預測沒有成真。
英國學者 Robert 及 Edward Skidelsky 父子在 2012 年出版的《How Much Is Enough?》這本書便嘗試提供一個解釋。他們認為有兩個因素，阻擋了凱因斯的預測成為事實。
一是凱因斯假設人的生理、心理需要有個上限，抵達了上限，人便感覺滿足，不必繼續用消費來餵養人的需要。在這個前提下，生產力提高，工作時間自然減少。凱因斯顯然不是心理學者，他不知道人的心理因素──例如羨慕、嫉妒和恐懼──擁有取之不盡的加速度，永遠會跑在物質的進步之前。
另一個原因則是經濟體系各個個體（個人、公司、國家）彼此間無可避免的互動關係（Skidelsky 用的字眼是 power relationships）。
不幸的是，這種關係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現實結構中，越來越以競爭為主調。
可不是嗎？當全球年輕世代的失業率屢創新高，社會新鮮人僥倖獲得一個機會，唯恐從指縫間流逝，誰敢不賣命表現？
當科技逐漸鯨吞蠶食人的工作機會，景氣雖然復甦，失業率仍然令人觸目驚心，哪個職場人不戒慎恐懼，努力證明自己任勞任怨、性價比不遜於機器人，制約反應般地自動加班？
當停滯不前的工資趕不上物價指數，房價卻仍然不斷飆高，薪水階級增加工作時間是不是別無選擇的選擇？
當職場的升遷機會越來越少，升遷後的回報卻越來越高（例如 1970 年美國 CEO 的薪資是一般工人的 30 倍，40 年後的今天是 263 倍）。職場如競技場，每個人為大獎所激勵，誰不樂於工作，拼死效命，爭取脫穎而出的機會？
當公司與公司在自由市場上做生死存亡的競爭搏鬥時，數目較少的員工每人工作較長的時間，和相反的多員工短工時，何者更能呈現經營績效？當營業額與員工人數比（revenue per employee）被視為關鍵 KPI，經理人是否更義無反顧地賠錢裁員、賺錢也裁員（沒被裁員的員工於是自動延長工作時間），然後心安理得地去領取那隨職位升遷而巨幅放大的獎品？
當先進國家以追求 GDP 成長、提高生產力為政策指南，政治人物仰仗巨額金錢捐助以挹注龐大的競選經費，開發中國家又各自使出渾身解數、打造優良的投資環境，企圖加速 GDP 成長，如何能產生有效對策來逆轉非法定的工作時間不斷增長？同時又如何能降低法定工時？
高失業率，M 型社會，低階薪資停滯高階收入瘋漲，和不見縮短只見增長的工作時間如是因果循環，環環相套，這是一個全球結構性的問題，越資本主義化的國家，問題越嚴重。
- 而「產耊轉型」已經喊 N 年的台灣，過長工時只會讓員工成為勞動力，沒有價值創造力
這樣的全球趨勢下，台灣自然不能倖免，不過台灣也有其特殊的本地問題。
台灣產業發展的現狀問題，無論朝野官員學者如何各自解讀，至少有兩個方向鮮有爭議：
1. 台灣必須加速產業轉型，縮短轉型的陣痛。轉移製造業的重心，從低附加價值的製造加工，盡速升級為高附加價值的技術及設計創新。
2. 同時調整產業結構，增加服務業比重。豐富服務業的內容，從民生型服務經濟提升至經驗型服務經濟。
若同意這種以創新為引擎、以價值為目標的思維，員工工作時間的長短不是重點，創造價值才是真正的員工績效指標。然而台灣《勞基法》或《勞動契約法》的立足點卻背道而馳，不免讓人有迷失在時光隧道的幻覺。
很明顯，台灣法律對於人力資源的觀念還侷困在加工出口區經濟、藍領階級為勞動人口主力的時代。例如每兩週工作 84 小時的奇特規定，舉世罕見。2000 年通過後，大陸一邊降低工時，一邊還能提高工資，台灣卻以維持競爭力為理由，13 年來原地踏步。如果還在顧忌勞力成本提高便喪失競爭優勢，如何能奢言以創新創價來加速產業轉型呢？
又如美國的勞工法中，有所謂 exempt（責任制）和 non-exempt（工時制） 之分。工時制一如台灣，要求公司制定每日標準工時，超過時間便以加班計算；責任制相當於白領階級，無論工作時間長短，沒有加班費，只有固定薪資。而不少前衛、希望激發員工創意的公司早已放棄僵化的工作時間制度，員工擁有極大彈性，上下班採用彈性時間，在家辦公也無妨，甚至還有公司膽敢採用無上限假期的制度。
反觀台灣法律沒有責任制之分，理論上任何員工工作超過兩週 84 小時，公司必須發給加班費。換句話說，台灣目前所有聘有白領階級的公司都在法律邊緣遊走。
- 如果台灣大膽降低工時，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用前瞻性的眼光思考工時問題，其實台灣何妨大膽嘗試依時漸進，逐年縮短工作時間。例如由 2014 年起，正式施行每週 40 小時工時，之後每兩年一周減少兩小時，降至 36 小時後暫時打住，視當時國際潮流再行決定未來方向。如此按時程循序減低工時，也許能夠產生以下的經濟績效：
1. 企業明確了解政策走向，可以預作規劃。（會選擇出走的企業，大多仍以勞力成本為競爭手段。）
2. 企業主因預見勞工成本逐年提高，產生迫切感，加速採取升級或轉型的具體措施。
3. 由於工作條件改善，可以刺激台灣勞工不願進入工廠的就業意願。
4. 縮短的工作時間被用於休閒，自然增加各種勞務的需求，加速服務經濟的成長。
5. 交互授粉（cross-pollination）的環境最能滋生創意，休閒活動不只讓員工得到更好的休息，也提供更多交互授粉的機會，提升工作時的創意和創新。
6. 理論上，減少 5% 的工時，可以增加 5% 就業率。就業率增加，當然有助於經濟成長。
7. 對員工而言，減少工時維持工資也算是間接加薪。
工作時間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也是一個觸及資本主義靈魂的探測針。真要能改善，釜底抽薪的辦法是減少一些叢林式的競爭，多一點同舟共濟的合作。至於台灣，更該早日拋棄舊包袱，擁抱前瞻性的思維，即時輕裝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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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天下獨立評論）
Source: techorang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