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商業周刊每週精選】當三星員工接二連三患上不治之症去世，這家企業做了些什麼？

58 歲的南韓出租車司機黃相基（Hwang Sang-ki）的家是一座混凝土平房，他坐在家中的地毯上，手裡緊緊握住一個小手袋，從裡面拿出一張快相，13 個年輕女子的笑臉映入眼簾。她們是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的工友，這天都休息，女孩們排成了三排，互相攬著靠著拍下這張照片。

南韓經濟神奇崛起的代價不低

「在這兒，」黃相基指著中間的兩個姑娘說。她們在一家半導體工廠的同一條生產線上做同樣的工作，而且還是相鄰的工位。她們的工作是把電腦晶片浸入一桶化學原料中。她們倆都得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這是一種病情發展特別快的血癌。其中一個就是黃相基的女兒黃于宓（Hwang Yu-mi）。在南韓，每十萬人中只有三人死於白血病。「她們一起工作，然後又都相繼離世，」黃相基說。

這兩位姑娘、以及幾十個其他三星工人得了白血病及其他罕見癌症的事情如今在南韓已是家喻戶曉。今年 2 月和 3 月，有兩部電影先後在南韓公映。影片描述了黃家等家庭在長達七年的時間裡如何與南韓最大、最有影響力的企業抗爭。

2 月份上映的影片《又一個承諾》（Another Promise）講述的就是黃相基和他女兒的故事。黃于宓 2003 年開始在三星的半導體工廠工作，那年她 18 歲，其後於 22 歲病逝。黃相基剃了個平頭、髮色斑白，棕色眼睛，笑起來眼角周圍有很深的魚尾紋。在片子裡面演繹他這個角色的是 47 歲的南韓演員朴哲民（Park Chul-min）。

他在《又一個承諾》中扮演的人物與一家虛構的、名為真星（Jinsung）的公司進行抗爭。《南韓先驅報》（The Korea Herald）把這部電影稱作是「南韓電影業、同時也是南韓民主事業意義深遠的一大成就。」3 月 6 日上映的紀錄片《貪欲帝國》（Empire of Shame）則近距離記錄了黃家和其他幾個三星工人家庭的故事。

影片把焦點集中在黃相基如何調查披露電子工廠、特別是半導體工廠使用致癌物上。自黃相基開始他的行動以來，維權人士已經在幾家三星工廠發現了 58 例白血病病例和其他血液相關的癌症病例。三星拒絕對本文病例置評；它在一份聲明中稱，公司在 2011 年斥資 8800 萬美元用於維護和改善與安全相關的基礎設施。

黃相基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從南韓政府保險基金那裡給罹患癌症的工人爭取到賠償金。在黃相基和電影等的推動下，南韓正興起一場討論，關於國家經濟的神奇崛起是以什麼為代價。在南韓經濟飛速發展的過程中，三星等科技企業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許多南韓人也以這些國際知名品牌為傲。

影片促使人們重新審視南韓政府過去經濟成長的代價

這場討論也促使人們重新審視南韓政府過去的一些做法。以前的獨裁政府和國內企業關係密切，為了換取經濟的快速發展，政府給予了企業相當大的權力。

今天的經濟繁榮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在南韓首都首爾以南約 32 公里的地方，一處圍牆環繞的封閉園區內，器興區半導體工廠就建在裡面。工廠建於 1984 年，是當時南韓領先的半導體生產工廠，那時候晶片收入佔到了三星電子總收入的 80% 左右。能在器興裝配線上工作曾經是一件讓人羡慕的事情。

許多南韓人對三星滿懷崇敬，部份是因為三星的成功其實也正是這個國家崛起的真實寫照。

1961 年，朝鮮戰爭（Korean War）停戰八年後，南韓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只有 92 美元，比蘇丹、塞拉利昂和剛果民主共和國都要低。而到了去年，南韓已然成為全球第 15 大經濟體。南韓國內生產總值中，有近 24％來自於三星集團（Samsung Group）的收入，三星集團下屬有幾十家企業，包括一家生命保險公司，一家重工業公司（它同時也是全球第二大造船廠），當然還有三星電子。

一位在三星工作的優秀員工于宓，被檢查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2003 年，黃于宓在南韓東北部港口城市束草（Sokcho）念高中，但她父母供不起她上大學，因此那年器興半導體工廠的校園招聘吸引了她的注意。她符合幾個基本條件：成績好、出勤率高、沒有不良記錄。她還通過了體檢要求。
2003 年 10 月的一個早晨，于宓和她的父母坐上父親的出租車，來到束草的巴士總站。其他被三星錄用的、和于宓同班的女生正登上開往器興區的一輛巴士。器興在束草西面，需要三個小時的車程。老師和家長聚在一起歡送學生，「這是于宓第一次離家，」黃相基說。

在器興廠區，她們被安排住在高層宿舍樓裡，四個人一間。高樓幾乎沒有任何裝飾，只是在大樓的每一側都用淡紫色的整齊韓文寫著這棟宿舍樓的
名稱。在經過幾周培訓後，她們正式上崗了。

據法庭文件顯示，于宓被分配到了 3 號線工作。每天她從頭到腳都要穿上無塵服、戴上無塵手套，與其說是保護她自己，其實更多的是為了給半導體保持一個無塵的環境。她所在的生產線生產三星「系統」晶片，用來驅動設備工作。

于宓的第一個工作是在半導體生產的擴散流程，第二個工作是在同一條生產線上做「濕蝕刻」。

南韓一個法官小組後來發現，在她工作的八小時裡，于宓要面對一系列有潛在危害的化學品、煙霧和電離輻射。和她一樣做濕蝕刻工作的工友李淑英（Lee Suk-young）當時得了皮膚病，需要定期治療。

除了說自己累，于宓從沒向父母抱怨過什麼。直到 2005 年 10 月尾的一天，她打電話回家說「她感覺噁心、頭暈，還嘔吐，」她父親說。一位工友把于宓送到了器興廠區的三星醫務室，醫生給她做了抽血化驗。她緊急住進了最近的一家大醫院，父母聞訊也立刻開上父親的出租車趕過來看她。

醫生告訴黃相基，他女兒得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要求他同意醫院立刻開始給她進行治療。很快，20 歲的于宓開始接受化療，隨之而來的是脫髮、嘔吐和持續的萎靡不振。住了約一個月的醫院後，黃相基開車把她接回束草的家。

2006 年夏天，于宓再次住進了醫院

一家人每周要兩次開車橫穿整個南韓帶于宓接受治療和檢查。2006 年夏天，于宓再次住進了醫院。就在那時，她聽說和她同在 3 號線工作的李淑英、也得了和她一樣的白血病。李淑英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其中一個剛剛出生。她是在當年的 7 月 13 日被診斷出白血病的，五周後去世。

得知李淑英猝死的消息後，黃相基的腦海裡冒出了許多問題。他開始詢問于宓工作的各種細節，特別是那些浸泡晶片的化學品。那時候黃相基還不知道，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已經被科學家證實是最明顯的由接觸致癌物導致的癌症之一。

當提出想向政府提出工人賠償的要求，三星馬上變得充滿敵意

三星器興廠區人力資源部門的管理人員定期向黃相基了解于宓的情況，公司還給她的銀行帳戶存錢幫助她進行治療，包括進行骨髓移植前存入的一筆約合 1.8 萬美元的款項。黃相基當時告訴這些管理人員說，他想向政府提出工人賠償要求，以幫助支付于宓後續的治療費用。黃相基說，就是從那時起，所有事情都發生了變化：三星變得充滿敵意。

雖然半導體生產依賴的是無塵室，但它從來都不是一個無污染的行當。從矽谷誕生早期，晶片製造商就一直在使用劇毒的化學品。名為超級基金（Superfund）的美國污染地管理制度在 20 世紀 90 年代和 21 世紀初劃定了一批污染場地，在加州聖塔克拉拉縣，污染場地的數量比其他任何一個縣都要多，其中不乏英特爾、惠普（Hewlett Packard）、快捷半導體（Fairchild Semiconductor）、AMD 和美國國家半導體（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一批科技先驅遺留下來的污染地。

隨著化學品對矽谷環境的影響引起廣泛的關注，工廠裡面工人的安全警鐘也被敲響，他們可能面對的毒害物集中度要比周邊環境大得多。生產半導體用到的化學品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副產品都和晶圓上的電路加工過程有關，其中已知和可能致癌物包括苯、三氯乙烯、砷氣和三氧化二砷等。由行業資助的研究和調查暗示，半導體生產和工人得癌症之間沒有顯著的統計學聯繫，但其他研究得出的結論卻與之相反，由此引發了一場流行病學的拉鋸戰。

黃相基對半導體行業的毒害史一無所知。他文化程度不高、出身寒微，身處的還是一個受孔子思想影響很深的文化環境，崇尚服從權威和集體利益。所有這些使得他在對付三星這類大公司的管理人員時處於嚴重劣勢。2007 年 1 月，李淑英死後的幾個月，于宓白血病復發。器興工廠的四名三星管理人員來到束草，那時，黃相基依然不顧三星的反對堅持要提出工人賠償申請。

當天，他在離家幾分鐘路程的一家咖啡館和三星高層會面，後者的態度讓他始料未及。

三星高層推責任：「你為什麼要把責任推給三星？」

「他們四個人沒有問我于宓的狀況，」黃相基說，「而是開始對我的做法提出質疑。」這些管理人員堅稱他女兒的病「和三星無關，還問『你為什麼要把責任推給三星？』」他說，在 20 分鐘的會面中，他許多時間是在痛哭。黃相基到家之後，他盡量避開于宓，因為他知道他沒有辦法隱藏自己的感受。三星拒絕就其管理人員與黃相基的談話置評。

于宓的身體每況愈下，黃相基暫時把工人賠償申請的事情放到了一邊。一家人又開始了橫穿南韓為于宓治療的旅程。2007 年 3 月 6 日，在醫院接受完治療後，他們開車上路回束草，于宓躺在父親出租車的後排座上。快到家時，「于宓說，『太熱了』，於是我把車窗打開了一點，」黃相基說，「但不一會兒，于宓又說，『我冷』，於是我又把車窗給關上了。」不久，他的妻子回頭看，一下哭了出來。「我把車靠邊停住，下車打開于宓那側的車門，她已經沒有了呼吸，眼睛上翻。我能看到她的眼睛已經翻白。于宓媽媽失聲痛哭。然後用手將于宓的眼睛合上。我頓時手足無措，不知道該怎麼辦。然後，不知過了多久，我發現自己孤零零地站在高速公路上。」

高層保證葬禮後拿到賠償金，幾周後態度卻 180 度大轉變

他給家人和幾個朋友打了電話，回到束草後，他們直接去了殯儀館。按照南韓的風俗，遺體告別會安排在當天晚上。三星器興工廠的管理人員也來了，包括那天來咖啡館的四個人。其間黃相基走到屋外呼吸海風。他說，那時三星一位最高級別的高層跟了出來，「他對我說，『葬禮後我保證你能拿到賠償金，』」黃相基說，「我沒有說話。」

幾周後，三星管理人員又來了。他們請黃相基吃刺身晚餐，告訴他公司不會給他家任何賠償。「他們的態度變了，」他說，他們再次堅稱她的癌症和工作無關。黃相基起身離開了餐館。他不相信兩個在同一個車間工作的健康姑娘會死於同一種罕見絕症，而這與工作毫無關係，況且兩個家庭裡都沒有類似的遺傳病史。他懷疑還有其他類似的病例，只是無從知曉。

2007 年 6 月 1 日，黃相基來到南韓職賠償與福利服務局（Korean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Welfare Service，簡稱 KCOMWEL）的辦公室，
填寫了申請表格。和美國類似的政府項目一樣，南韓僱主向一個基金注資，之後任何事故或者疾病的賠償都將由國家而不是公司來承擔。

自從于宓過世後，黃相基就一直打電話、登門拜訪嘗試聯繫每一個他認為能幫助他調查的人，他要弄清在器興工廠的 1 萬 9000 名生產工人中，是否還有其他人也患病。他嘗試尋找政府官員、政黨人士、維權人士、民間社團、記者等等。一些人對他表示同情，但多數時候幫助不大，他還是無法弄清于宓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也不知道是否還有其他病例、她受到了什麼化學品的影響，所有這些都是他在向 KCOMWEL 提交合規的申請時需要瞭解清楚的。「沒有人願意聽我說，」他說。

後來，當地一位媒體記者介紹他認識了 30 歲的勞工維權人士李鐘蘭（Lee Jong-ran）。她聽說過半導體工廠的工作導致流產的案例，癌症的事情她還沒聽說過。她起草了一份計劃書，從 20 個組織那裡籌到一小筆錢，成立了一個名為 Banolim 的團體，她是唯一的僱員。相關家庭為她做志願工作。

而黃相基則在自己身上掛上貼有女兒照片的紙板，開始到三星工廠門前散發傳單，請求人們挺身而出。照片上的于宓因為白血病頭髮已經掉光、形容枯槁。剛開始只有少數人響應他的號召，但很快，工人家屬組織了一場小規模的示威遊行。漸漸媒體開始關注。之後又有更多的家庭加入。

2009 年 5 月，KCOMWEL 駁回了黃相基的索賠要求，這距離他提交申請過去了近兩年的時間。KCOMWEL 同時還駁回了 Banolim 組織的其他三宗索賠要求，包括李淑英鰥夫的要求。政府健康和安全官員對六家半導體工廠進行了流行病學研究。根據法庭記錄，他們說，雖然在女工中發現白血病例增加、非霍奇金淋巴瘤發病率也有顯著的增加，但她們中間病例的總體增長還不具備統計顯著性，不足以證明與半導體行業存在因果關係。他們沒有公佈原始數據。

Banolim 告訴工人及家屬說，它發現了 58 例白血病病例，還發現其他相關疾病以及大量其他癌症病例，包括乳腺癌和腦瘤等。南韓的一個大學科學家和研究人員小組開展了一項研究，重點研究直接參與半導體生產的工人，研究範圍只限器興工廠。他們將癌症病例診斷期縮小至三年左右的窗口期，關注的癌症類型僅限於被證實和化學品及射線有密切因果關係、或者有關聯的癌症，比如白血病和非霍奇金淋巴瘤。三星拒絕就該項研究置評。

科學家和研究人員在他們為器興設定的窗口期內，發現共有 17 名生產工人罹患上述疾病

其中 11 名為女工，平均年齡 26.5 歲。由於三星不合作，研究小組未能獲得員工流動率等必要的數據來證明其中的因果關係。

黃相基和其他家庭被迫轉向南韓的法院系統，對政府拒絕他們的賠償要求提起上訴。不過，在提起訴訟後這些家庭才發現，為 KCOMWEL 的決定做辯護的辯方費用不僅僅由南韓政府支付，三星也承擔了部份費用。由此可見，雖然三星不負責支付賠償金，但公司還是十分罕見地選擇正式站在 KCOMWEL 的一方介入該案，並且還為此請來了全南韓頂級律師事務所的律師。

2010 年，南韓四大電視網中最大的一家南韓放送公社（Korean Broadcasting System，簡稱 KBS）在其名為《60 分鐘》（60 Minutes）的節目中播放了一期有關該案的內容，之後更多的案子湧現出來。Banolim 指責三星公司的代表秘密接觸這些家庭，許諾如果他們撤銷賠償要求、切斷和該團體的聯絡並在公眾面前保持沉默的話，就會拿到錢。這些許諾和訴訟案中的和解提議還不太一樣，因為那些訴訟案針對的並非三星，而只是政府的保險賠償要求。三星否認給工人家屬開出過上述條件。

既然三星要在法庭上直面工人家屬，一些家庭索性決定和公司抗爭到底。2010 年 12 月 15 日，一位來自器興的三星管理人員回到束草，造訪黃相基家。「我想，我們能夠付給你讓你滿意的價錢，」這位管理人員對他說，「但請不要告訴任何人，這會讓我們很難辦。」黃相基問，「就是說你們只會給我們錢，僅此而已？」

管理人員回答，「我只希望你不要再說任何不利於三星的話。現在我覺得你很有可能拿不到職業健康保險賠償金。」

黃相基和 KBS 電視台偷偷錄下了這段對話，並在 2011 年播出。其他人也收到了類似的條件，包括朴智妍（Park Ji-yeon）的家屬。朴智妍 23 歲，2010 年 3 月死於白血病。她媽媽說，他們收到了三星給的約 33 萬美元，是她女兒葬禮那天存到他們帳戶上的。她還說，公司代表「告訴我們不要和工會成員見面，還讓我們撤訴。」三星拒絕對談話錄音置評，也拒絕對支付給朴智妍家人的錢置評。

黃相基的訴訟案和李淑英鰥夫及其他三家人的訴訟案被合併審理，2011 年 5 月由首爾行政法院（ Seoul Administrative Court ）三位法官組成的
專門小組負責庭審。一個月後，主審法官在公開法庭宣佈判決決定和意見，支持黃相基、李淑英鰥夫的訴訟請求，下令政府賠償基金向他們支付賠償金。

在法院宣佈判決的三周之後，三星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沒有發現在工人工作環境和白血病之間存在統計上的顯著相關性

2011 年三星和美國專家聯合舉行的一次新聞發佈會，這些專家對一處晶片工廠進行了安全調查。

在法院宣佈判決的三周之後，三星聯合其聘請的美國諮詢公司英環（Environ）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諮詢人員沒有發現在工人工作環境和白血病之間存在統計上的顯著相關性。KCOMWEL 官員針對法院要求其賠償兩位女工家庭的判決也提起了上訴。

Banolim 迄今尚有 40 宗案件還在審理之中，有的在 KCOMWEL，有的在法院。南韓民眾對這些案件高度關注。而在關注度升高之前，職工賠償委員會也已經開始變得沒那麼強硬，在一些熱門案件中批准了賠償要求。去年年底，法庭也判定給予另外一名工人賠償，法官稱，對三星晶片工廠的研究存在缺陷，沒能完全對其存在的健康危害做出解釋。政府就黃相基判決結果提起的上訴還在審理之中。在于宓死後七年多，他依然在等待判決的結果。

三星稱，員工是它最大的財富，公司的目標是要創建一種「工作環境文化，堅定、持之以恆地保證在過程安全管理方面做到最好。」它還說，三星是第一家開發採用實時化學品監控的半導體製造商，在 2007 年就已投入使用，同時公司也改善了工廠內的空氣質量監控。

南韓議員：三星在政界、媒體甚至法律界的影響力非常之大，以至於國人把他們稱作「三星共和國」

李美京（Lee Mi-kyung）在南韓國民大會（South Korean National Assembly）擔任了 18 年的議員，她一直支持黃相基和其他三星員工家屬。在投票間隙，她坐在國民大會會議室外的議員餐廳接受採訪時說，三星在政界、媒體甚至法律界的影響力非常之大，以至於國人把他們稱作「三星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Samsung）。她說，隨著公司的權力逐漸在社會各層面不斷受到制約，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她提到 2008 年對三星進行的腐敗調查，三星當時被指控設立行賄基金，用於賄賂法官、檢察官和政界人士。檢察官稱，他們沒有找到行賄的證據，但就逃稅對三星電子董事長李健熙（Lee Kun-hee）提起訴訟並最終認定他有罪。他支付了約合 1 億美元的罰金，並被判處一項緩刑。

三星在公司的一個網誌（Blog）上發表了文章，可以說是公司針對影片《又一個承諾》最有意思的公開聲明之一。公司稱這篇文章出自一位名為金順凡（Kim Sun-beom）的高層之手。它也算是最接近官方正式回應的一篇文章。金順凡在文章中說，《又一個承諾》讓他不得不面對自己女兒的責難，之前她和朋友一起看了這部片子，並為之潸然淚下。她曾一直為父親在三星工作感到驕傲。

「作為一位父親，我能體會（黃相基的）喪女之痛，我們令他抗爭了七年，公司確難辭其咎，」他寫道，「但是，電影只是電影，歪曲事實就不對了。」他還寫道，他自己也在器興工作過，「我知道為了創造安全的環境，公司和員工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因此我毫不懷疑我工作環境的安全性。」

（圖片來源：samsungtomorrow, CC Licen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