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 22 日是美國遊騎兵部隊士兵派特•提爾曼（Pat Tillman）在阿富汗陣亡的十週年紀念。自從布希總統在 2001 年發動阿富汗戰爭，14 年來，美國士兵在阿富汗陣亡人數達到 2300 人，提爾曼不過是 2300 人其中之一，但他幾乎變成阿富汗戰爭中美國青年為國捐軀的象徵。十年之後，他的影響力仍然方興未艾，為什麼？
一 個原因是當年 23 歲的提爾曼本來是一位傑出的美式足球明星。2002 年，911 事件發生後 9 個月，他放棄了 3 年 360 萬美金的合約，自願加入遊騎兵部隊， 領取一個月美金 1800 元的薪水。這樣一個熱血青年報效國家的故事，當時的國防部長倫斯斐在第一時間便得到消息，但提爾曼始終拒絕任何媒體曝光的機會，因 為他認為這不過是個人選擇，無足稱道，因此不願意被塑造成從軍報國的樣板金童。
- 將傷痛轉為行動
第 二個原因是自從提爾曼陣亡後，才 27 歲的遺孀瑪麗將傷痛轉為行動，成立了提爾曼基金會，每年舉辦路跑來紀念熱愛運動的派特，十年下來，參加者越來越多，幾天前剛舉辦的第 10 屆路跑，與賽者高達 2 萬 7 千人之多。 2008 年起，基金會又開始選拔「提爾曼軍人學者」（Tillman Military Scholars），鼓勵年輕的退伍軍人繼續追求學業，幾年內共有 290 人受惠，在結束軍旅生涯之後，接受基金會的資助，展開人生新的一頁。
一 個生命的逝去，有如蠟燭驟然熄滅，留給家人的只剩永恆的黑暗，所有跟這個生命相牽繫的歡笑、快樂、希望，頓時喪失了未來。這樣的哀痛，全世界每個角落每天 都有人經歷、承擔、負荷，有人悼悔懊惱，有人氣憤難平，有人墜入沮喪深淵，有人寧願選擇遺忘，也有許多人，在這些情感的廢墟上，一磚一石，重建起一座座刻 著亡者名字的殿堂。
這樣的人在美國似乎特別多。
- 女孩遭酒駕撞死，母親成立 MADD
酒駕肇事是現代人生活壓力的副產品。一項統計數字顯示美國自 1970 年至 1986 年的酒駕肇事是件增加了 223% （同期駕照數量僅增加 42%），另一項統計數字卻顯示自 1980 年至 2012 年，酒駕肇事逐年降低，幾乎減少了一半。
1980 年，正是MADD組織成立的年份。MADD 的全名是 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
1980 年加州一位 13 歲小女孩走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被一位喝醉酒的駕駛撞死，她的媽媽悲傷和憤怒交集，喪禮後的第二天，在家裡成立 MADD。30 年後，MADD 在美國各州都設立了辦公室，每年募得的款項高達 4 千萬美元。
MADD 的使命是透過立法和教育降低酒駕肇事，同時協助受害人家庭治療事件後的創傷。1985 年後美國許多州紛紛透過立法，限制年輕人必須年滿 21 歲後才能購買含 酒精飲品，這是 MADD 在國會和各州遊說的成果。另外酒醉的標準從血液酒精濃度（BAC，Blood Alcohol Content）0.15％降至 0.08％，最近又在討論降到 0.05％，也多虧了 MADD 多年鍥而不捨的努力。
MADD 最近的遊說工程是在汽車上裝置啟動鎖定裝置（Ignition Interlock Device），結合呼吸測量裝置跟馬達啟動鎖，如果 BAC 超過法定濃度，駕駛便根本無法啟動汽車。這個法令如果通過，大概就不再需要路邊臨檢，因為酒醉 的人根本無法啟動汽車，開上大街。
相對於意外死亡，老病更遠為常見，眼見親人一天天走近死亡，自己既無左右能力，也無從分擔，這種刻骨銘心的心路歷程，許多人都曾經驗。但也有人能在這種失衡無力的真空中，孕育出另一種新生的力量。
- U-Systems 超音波儀器檢查出 X 光錯過的案例
在《Forbes》雜誌上排名全國第 30 大的慈善組織蘇珊•寇門基金會（Susan G. Komen for the Cure）的誕生，便出於此。
1977 年，蘇珊•寇門被診斷罹患乳癌，1980 年去世，享年僅 36 歲。她的妹妹南希（Nancy Goodman Brinker）在姊姊死前，答應姊姊盡自己一生之力跟乳癌奮戰。兩年後，南茜成立了蘇珊•寇門基金會。
30 年間，基金會總共募集了 15 億美金經費，其中 20% 用在獎助各學研單位有關乳癌的檢測和治療，40% 用在公共衛生教育，提供大眾可以救命的乳癌知識和該有的警覺。
我曾經投資一家用超音波檢驗乳癌的新創公司 U-Systems。美國檢驗乳癌的標準程序是使用 X 光乳房攝影（mammogram），但是 X 光對於高密度乳房中較微小的早期癌細胞無法偵測，極可能造 成誤診，這時候必須用超音波。U-Systems 在 2009 年曾與蘇珊•寇門基金會合作，進行臨床研究，發現了幾個 X 光錯過、卻被 U-Systems 的超 音波儀器檢查出的癌症病例。部份歸功於這樣的臨床合作，結果 U-Systems 在 2012 年為 GE 所併購。
這一類的例子，在美國真是不勝枚 舉。像是一位 7 歲小男孩隨著家人在義大利度假，被搶匪誤殺，孩子的父親對義大利人不存恨意，捐出兒子的器官，5 個義大利人因他的器官而獲重生，另外 2 人得到他的眼角膜。更重要的是，因為這樣無私的大愛，原本捐贈器官比例極低的義大利，風氣為之全然扭轉。
觀察這些及其他許多實例，可以感受到所謂的社會風氣，自有它的的厚度和深度，任何一位社會成員在生命特殊關鍵時刻的反應，集結起來，便為社會風氣的澆薄淳厚定了基調。
由這些例子來看美國的社會風氣，不難發現發現有幾個特性。
一． 不耽溺於過去，而將目光投向未來。失 落的都是過去，不可再回，還能期望改變的，只有未來。前面提到的瑪麗•提爾曼，在公眾目光下，2011 年決定再婚，但 仍然掛著前夫的姓氏，還進一步接任提爾曼基金會的總裁。在她的新書中，她透露，鼓勵她再婚的主要原因，來自派特死後她拆開他遺留的一封信，信封上寫著「萬 一有事」（Just in case），信中有著一句話：「多年來我總是有求於妳，現在再加一件妳大約也不會意外。我懇求妳活下去。」
目光投向未來，move on，才有機會創造新的意義。
二．不為個人的得失所困，而為群體的公益付出。或出於體制或世道炎涼或個人命運多舛，社會裡總是存在著許多不幸。尋求個人正義的伸張，力量總有用盡的一刻，但如果追求群體的公益，力量就有可能連綿不窮。
女兒被酒駕撞死的媽媽，丈夫被友軍誤殺的遺孀（政府初期還隱匿實情），幼子慘遭槍殺的父親，他們或許心裡有恨，都希望對方得到應有的懲罰，但都能不為之所困，而從一己之私昇華到追求群體之公益。
三．出自於情感，終於行動。情感可以幫助啟動，卻無法成事。只有採取具體的行動，透過組織的力量，這個社會才會發生我們所希望見到的改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自然現象，上述的幾個團體能成長為全國性組織，不是偶然，也不是自然而然的現象，情感過剩，有時候反而壞事，優秀的執行力才是終於燎原的真正原因。
四．從個別事件出發，解決結構性問題。個別事件變數太多，即使個人正義得到伸張，並不保證未來不會發生相同的不幸事件，要長期解決問題，必須從結構下手，才能防患於未然。
例如前述的 MADD 組織，早期的使命多在遊說立法，之後轉向教育宣導，或者是蘇珊•寇門基金會獎助治癌的研發和防癌教育，這都得從個別事件中揚起頭來，觀察結構上的瓶頸所在，然後予以全力一擊。
- 鼓勵台灣以行動代替運動，化短線為長線
以 美國對照台灣，不免讓人覺得台灣似乎經常迷失在過去的話語中，卻缺少對前景的描繪；所謂個人正義和社會公益之間的衝突，缺乏具有公信力的調和機制；暴衝式 的情感有如午後雷雨，卻不知如何適當引導成為水滴石穿的行動力量；對個別事件的過度關切，結果經常扭曲了對結構性缺陷應該給予的關注。
回首看台灣，當然也有一些令人充滿希望的實例。像柯媽媽，因為愛子被砂石車撞死，七年奮鬥不懈，終於推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成功。更有彭婉如當年在高雄不幸遇害，18 年來懸案未了，為紀念她成立的「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卻已經成為家事管理、居家陪伴等服務最令人信任的品牌。
台灣未來走向更為成熟的公民化社會，道路不會是一條直線，沿途也不見得有路標指路。但參考美國的發展，如果我們有更多的柯媽媽，更多的彭婉如基金會，以行動代替運動，化短線為長線，多用手腳，少用口號，迷路的機率可能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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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轉載自獨立天下評論；圖片來源：The US army CC Licensed）
Source: techoran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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