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陶傑《仇富解剖》一文節錄，部分內容幾抵死：
1/ 「扶貧」再「加大力度」下去，必違反基本法第五條：「香港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事實上，特府的最低工資，在技術上，已經違反了基本法第五條。
哪些政策是社會主義，哪些不是，由誰來詮釋？「人大常委」、北歐的挪威和芬蘭政府、倫敦大學社會系教授，還是叫問米婆請來馬克思？難怪城中有富豪公然抗命，聲言「錢是我的」，就是不捧場。因為「關愛行動」明顯「政治化」，扯上特首寶座之戰，政府製造政治紛爭，無端生事，又何其假？
因為所謂仇富，比起殖民地時代，先要接受「富」的定義。殖民地時代由開埠的何東爵士、周錫年家族開始，一直有富人。當何東搬進了山頂紅簷綠瓦的何東花園，富甲一方，山下奧卑利街的轎夫，還在收取港幣五仙的苦力費，大汗淋漓把乘客抬上山頂，「鬼叫你窮呀，頂硬上」就是何東時代流行苦力抬轎時的口號，其時何來有「仇富」之說…
2/ 今天特府的「國民教育」，不知教不教香港下一代以仇富為核心的毛主席一生偉大奇蹟及「毛澤東思想」？如果教，香港是不是該活學活用，把「毛主席教導」用之於當世；如果不教，那麼偉大領袖人格給閹掉了，如同講日本八年侵華戰爭不講「南京大屠殺」，香港的愛國教育又如何定位？
英治時代，香港人不仇富，因為那時的「富」，是香港社會有機的一部分。船王包玉剛、影王邵逸夫、上海紗廠的唐家與田家，在英國人治下，從上海逃避赤禍南來，身份一樣是難民。港督要他們在香港發展實業，僱用翻山越嶺而來的香港難民。英國人為大家在歐美開市場、找訂單。英女王有面子，只要港督給歐洲日內瓦領事打個電話，歐洲各國對香港的多纖維紡織入口配額即刻有商量。後來配額太多，香港紡織商人彼此炒賣，以非正常手段致暴富，加上地產經濟泡沫，這是香港一個「富」字變質的開始。
殖民地時代富貧絕不對立，今日富貧水火不容，這是命運對一個「打土豪分田地」鼓吹過階級仇恨的國家的嘲弄。殖民地時代，香港之富，從實幹中來；今日特區，富從泡沫中生。包玉剛年輕時奔走買船，與西方政要打關係，許多人無法做得到，是一種才華。今日特區之富，不要才幹，只要有一個好爸爸，鏈接中港權貴關係，金錢滾滾掩至，穩如泰山。
3/ 今日香港，學盡了中西方的壞處。中國的主權裙帶制度，在縱的一面，保障了財富的世襲壟斷；在橫的一面，「財富」不由工業務實而得，而採用了美國的金融財技模式。
中國一百五十年來極力崇洋、抄襲西方，而始終難以真正的「現代化」，骨子裡就是這個原因。香港已經自誇是全球華人社會最接近西方文明的城市，但剝拆一層層看上去像極了美國的華麗畫皮——美式的 IFC商場、美式的迪士尼樂園、美式的 MBA學位、中環一些 OL一口美腔的英語，其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精神文明，以香港為例，中國人半點也沒學到。
所以美國每一次經濟衰退，哈林區的貧民並不「仇富」。中國人社會內部毫無底線的貪婪及殘酷，造就了「仇富」的 DNA。更何況，冤枉的是民國時代中國地主之「富」，沒有今日香港金融泡沫環境下之驕縱和囂霸，民國時代還有儒家的廉恥，道家的看化，那時的地主富豪，都很含蓄，知道禮義的回饋，所以香港殖民地時代由「港英」培植（ Groom）的富豪，通過了英方的品格審查，與英國的紳士精神合拍，成為社會穩定的中堅，而不是動盪的源頭，都得了爵士和 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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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一部分香港富人，的確是「只要有一個好爸爸，鏈接中港權貴關係，金錢滾滾掩至」，但請別一竹篙打一船人，白手興家的依然大有人在。以我的朋友為例，其中不乏以科技的發明和創新為每天奮鬥努力致富者。
我認為當大伙兒都走到政府總部門口爭取社會主義政策的時候，我們只要保持冷靜，緊守崗位，莫隨波逐流，成功的機會反而更大。
與其隨大隊仇富，倒不如走自己的路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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